唐代“以诗入乐”的歌曲形式及乐调来源

“以诗入乐”是唐诗歌曲的主要形式,在运用时又有“撰写合乐”与“选诗合乐”之别。这种歌曲形式之所以盛行于唐代,是由于燕乐的高度发展,为“以诗入乐”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乐调源泉。     

从《毛诗序》和《礼记·乐记》看汉儒的诗、乐教化观

汉代两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毛诗序》和《礼记·乐记》集中体现了汉儒的诗乐理论.《毛诗序》从诗与政治的角度继承先秦儒家的诗论观,进一步探讨诗与政治的关系,分别从三个方面突出了诗的政治教化与美刺作用.《礼记·乐记》通过对乐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体现乐的政教功能以及乐与政治间的双向关系,即“审乐以知政”和“乐以化民”,从而论证乐的政治教化作用.     

“典乐”制度与“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首先作为文学的功能价值论,后来引申到创作论,这种诗学理论的演变与周代“典乐”制度的兴盛与崩坏息息相关。文章通过对先秦“典乐”制度下诗与乐的关系论述,探讨这一诗学命题的社会文化根源,从而进一步阐释周代的诗学精神。     

诗的艺术魅力——审美心理三同三异说

诗的艺术魅力,对于不懂诗的人是神秘的;正如音乐的艺术魅力,对于不懂音乐的人也是神秘的一样.诗和音乐的欣赏,都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才能感受到它们的魅力.对于“诗盲”与“乐盲”来说,诗与音乐的艺术魅力是闭门不纳的.虽然一些优美的民歌和以民歌作谱的歌曲,“诗盲”与“乐盲”也能通过听觉的渠道,感到心旷神怡,获得一些美的享受,但局限性是颇大的而诗(除了诉诸听觉的朗诵诗外)主要是视觉的艺术.我们探讨诗的艺术魅力,是以具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和专业知识的人们作对象的.当然,正如鲁迅     

从“诗乐”到“乐诗”：礼与诗、乐关系的角色演变

在《诗经》学的发展进程中,《诗》文化角色的变化实质上也是“乐”地位的变化。先秦社会的《诗》基本上是以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充当了同一种文化角色,一起为礼服务。第一种状态是“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第二种状态是“诗乐分离,诗逐步走向独立”。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体现出《诗》的角色由“乐”之附庸向“礼”之附庸的转变。《诗经》发展的历史也是礼与诗、乐关系角色演变的历史。     

“诗言志”原解

诗体学未自觉的两汉之前，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化活动是浑整不分的，总名曰“乐”。“乐”是“乐人”创制演习的“神人以和”的祀神之具。“乐”之“志”在于沟通神人，“乐”之“诗”所言之“志”即“乐之志”－“神人以和”之志。《诗》、《骚》、《汉乐府》本是“乐”之“诗”，是用于“神人以和”的祀神“乐诗”。     

一篇奴隶的控诉书——析《诗经·何草不黄》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短诗。诗虽短,意蕴却深,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属于《诗经》中“小雅”之殿。《诗经》的内容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而言的。把周天子建都的王城附近之乐称为正乐,无疑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至于为什么把“正乐”称“雅”,这恐怕是因为古代有所谓“雅言”的说法,“雅言”就是标准话,通行语的意思。当时各地方言不一,因此以王城附近的话为通行话,王之乐也就称“正”称“雅”了。“雅”又有“大雅”、“小雅”之分。这大约与它们产生的     

文字的与音符的：谈诗、乐关系的起源和基础

讨论新诗的“变”与“常”,有关诗、乐关系的问题,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在当前语境之下,倡导新诗的“革命”与“重建”,推动中国诗歌的“振衰起弊”与“再次复兴”,诗、乐关系的问题更不能不摆上议事日程。吕进先生多次著文,对此大声疾呼。学界到目前为止,在有关中国诗、乐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诗、乐结合的可能和必要,诗、乐结合的表现和形式,中国诗歌的音乐特征等方面,都进行了探讨。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从“空”字诗再看王维的佛禅思想

王维的思想与佛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关联,突出表现在其诗中“空”字出现频率颇高。文章以王维的“空”字诗为例,结合“空”在佛禅思想中的内涵,综合分析王维诗中佛禅思想的成因及王维诗禅交融的美学意蕴。     

《关睢》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基本原理,以历史文献为据,认真考证辨析《关睢》诗中一些重要词语的注释,探索诗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蕴含的社会意义,发掘该诗的生命力之所在.     

乐舞诗的流变——管窥唐代乐舞诗

诗、乐、舞的交融缔造了中国诗歌这朵奇葩。无论是《诗经》还是《九歌》,无论是《乐府诗集》还是唐诗,无一不打上了乐舞诗的烙印。乐舞诗的发展渐渐走出祭祀的束缚,奔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之,娱乐性得以更多的彰显。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王灼《碧鸡漫志》的诗词乐关系论探微

王灼《碧鸡漫志》可谓词学史上首部成规模的词学专著,其主要探究了自古至宋的诗、词、乐之源流、演变,论证了诗乐一体、诗词同源,且贯穿其间的是诗、词、乐的辨证关系,从而解决了词与乐、词与诗的关系问题,为突破“倚声填词”之束缚来推崇“以诗为词”,同时保持词的音乐文学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读诸经(上)

首先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里称“诸经”,而不称《五经》或《六经》?因为在这部分中,除了解读《五经》之外,还增加了对《孝经》的解读,因而称为“诸经”。《庄子.天运》篇中论述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里所说的“六艺”,如指了“五经”,怎么称作“六经”呢?原来是在《礼》中,除了《礼记》之外,还有《周礼》在内,如它所说的:“我…     

音乐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艺术歌曲——意境是中国艺术歌曲表演之灵魂

音乐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思维、观念。作用并适用于人类任何音乐文化的研究。中国艺术歌曲作为人类音乐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涵盖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大视野中;运用音乐人类学独特的文化视角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解读,透视出其在中华重“意”文化背景下的“诗”、“乐”、“画”意境相融的本质特征;而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本身也是一种中华文化审美的象征。中华民族音乐倾向于以“文”来化“乐”,即从表达诗词内容和歌词语言的音韵关系上决定音乐的形式。这一思维特征运用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就表现为“乐”与“诗”密切结合以使音乐与歌词切实、整体地共同刻画诗的意境与神韵．因此．意境的刻画与准确诠耘便成了中国艺柬歌曲轰洁曲妻醺．     

试论李东阳的“格调说”

“格调”说是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李东阳有关论述的分析，揭示其“格调”说的具体内涵；指出李东阳的“格调”说是建立在重视诗与文的区别、强调诗与乐的联系和诗的音乐性的基础上的。“格调”说究其实是关于诗的风格的理论，它主张从“格”———诗的体制特点和“调”———诗的语言的音乐性方面去探求诗所抒发的各种不同的情感、思绪，去把握诗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这便是所谓“眼主格”、“耳主声”。     

先秦诗与乐关系探赜

先秦“乐”的含义,除现今音乐之义外,它还是诗、乐、舞的总称。诗乐使诗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的母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周代的礼乐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客观上推动了诗的普及与发展,其典礼中由于音乐的分类,体现了诗的分类在诗的传播上的意义。但是儒家推崇雅乐和诗教立场,给先秦诗歌的发展和流传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王灼《碧鸡漫志》的诗词乐关系论探微

王灼《碧鸡漫志》可谓词学史上首部成规模的词学专著，其主要探究了自古至宋的诗、词、乐之源流、演变，论证了诗乐一体、诗词同源，且贯穿其间的是诗、词、乐的辨证关系，从而解决了词与乐、词与诗的关系问题，为突破“倚声填词”之束缚来推崇“以诗为词”，同时保持词的音乐文学特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琵琶行》——耐人寻味的“二重奏”

一、乐与诗的“二重奏”《琵琶行》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但这种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出色的音乐描写。音乐是这首诗的写作动因之一,也是这首诗的重要素材。综观全诗,琵琶女的三次演奏是贯穿全诗的主线,乐与诗总是如影随行。但诗人很善于剪裁和布局。三次演奏中,第一次是暗写、略写,但还是以一句“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间接写出了音乐的动人。第三次是明写,虽也是略写,但同样突出了音乐的感人“: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诗人浓墨重彩进行描写的是第二次演奏,将音乐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的乐感非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