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标准样地的省级耕地质量监测样地布设方法——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耕地质量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科学布设耕地质量监测样地是支撑实时掌握国家耕地质量的关键技术环节。当前对耕地质量监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和县级尺度,缺乏省级尺度。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提出在省级标准样地基础上进行耕地监测样地数量和质量代表性两方面的优化,进而形成省级耕地质量监测布点的技术方法。本文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和面积代表性指数对标准样地的空间分布和数量进行分析和验证,结果表明,原144个标准样地在空间上呈均匀分布,但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监测布样的要求;运用地统计学方法确定理论监测样地数量为194个;以“耕作制度二级区-土壤类型-地貌-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结合《中国土地资源图集》中的中国土地潜力分区图,将内蒙古划分为14个监测控制分区;依据“等别-监测分区”的控制顺序和优先选择标准样地的原则修正监测样地数量和确定其空间位置,最终确定省级监测样地数量为219个,其中标准样地124个,新增监测样地95个。依据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省级监测样地布设,一方面可以建立起省级尺度符合耕地质量空间变异特征的耕地质量监测布设样地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家和县级耕地质量监测工作之间的衔接。     

耕地质量监测中不同抽样方法的精度比较——以河北省黄骅市为例

耕地质量监测是及时掌握耕地质量和产能变化的必要手段,科学合理的抽样方法不仅能保证监测精度,还可以减少监测成本。本文以河北省黄骅市为研究区域,结合区域耕地质量的实际状况,运用6种抽样方法抽取耕地单元作为监测样点,并计算和比较不同抽样均值的最大相对误差和相对抽样精度。结果表明,抽样精度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而提升,速度由快变慢。与简单随机抽样相比,在抽样精度方面,系统分层抽样和系统等距抽样的优势极大,并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优势扩大;等别分层抽样的优势较大并且平稳;乡镇分层抽样的优势不大。网格分层抽样不但没有优势,反而可能造成精度的损失。不同的抽样方法在满足相同的监测精度时所需的样本量差异显著,合理的抽样方法在满足监测精度的同时,可以明显地减少样本量。本研究有助于选择出最合适的抽样方法,以期为耕地质量监测中不同抽样方法的精度比较提供方法指导。     

基于空间聚类分层抽样的黄骅市县域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样点布设

耕地质量监测是当前国家及时掌握耕地质量和产能变化的重要工作手段。合理布设耕地质量监测样点可以大幅提高耕地质量监测的效率。以河北省黄骅市县域耕地为研究对象,以耕地的质量属性和空间位置属性为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区的划定依据,采用空间聚类法生成20种备选监测区方案,通过综合比较方差、抽样误差、抽样效率和抽样弹性系数,选出初始监测区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局部优化,最终生成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区方案,最后以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区为分层依据,运用分层抽样法布设了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样点。研究表明：①在抽样误差为1%的要求下,分区数为65的备选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区方案的综合样本容量为77,抽样效率相对较高,被选定为初始监测区方案;②随着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区数目从5增加到100,相同监测区内耕地单元之间在空间位置和耕地质量等别上的差异程度由快速减少到趋于平稳;③在布设相同数量的监测样点时,本文提出的基于空间聚类分层抽样的样点布设方法在表土质地、剖面构型、盐渍化、有机质含量、排水条件、灌溉条件和国家耕地质量自然等指数等因素方面的抽样误差分别为0.37、1.02、1.39、0.91、0.31、1.53和1.27,均明显低于传统的等别分层抽样、简单随机抽样、网格分层抽样,具有较高的抽样效率。研究成果可为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样点布设相关工作和研究提供有效指导。     

不同土地产权制度下耕地利用综合效益对比分析——以黑龙江省富锦市垦区与农区为例

∶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是耕地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等功能的综合体现,反映特定土地产权制度与农地经营模式下耕地的综合产出能力。本文基于系统理论提出耕地利用系统框架,构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对富锦市垦区与农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益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①利用从经济、生态、社会3个方面构建由气候等12个要素组成的耕地利用系统,能够较为清晰地阐明耕地功能与效益内在关系;②受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等土地产权影响,农区综合效益高于垦区,农区社会效益明显高于垦区,垦区生态效益却显著高于农区,垦区经济效益略高于农区;③在农业生产和制度改革方面,垦区与农区应相互借鉴∶垦区适度放宽农业生产管理行为,增强职工自主权,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区适当加强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基础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     

县域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样点布控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为例

本文基于农用地分等数据库和实地挖掘土壤剖面、农户调查等数据,采用空间叠置、地统计学、统计检验等方法,对内蒙古达拉特旗耕地质量等别监测样点布控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县域耕地等别监测分区、样点布设方法和精度检验方法。研究结果表明:①县域耕地质量监测控制区的划定可以依据耕地自然质量控制区、利用等值区和经济水平等值区,通过空间叠置,确定县域耕地质量监测控制区;②监测样点的确定可以依据地统计学空间分层抽样的原理,计算监测样点的总数量,采用面积比例分配方法确定各监测控制区监测样点数量;③达拉特旗耕地质量等别监测共划分20个监测控制区,并布设了36个监测样点,经统计学检验,监测样点的代表性程度满足地统计学代表性要求。达拉特旗县域耕地等别监测样点布控方法的建立可以为其它县域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提供借鉴,为我国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并重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RS与GIS的内蒙古自治区耕地质量监测研究——以乌兰浩特市为例

基于多源遥感/地理空间数据和DELPHI方法构建了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体系(CLQI),其面向生产压力、耕地状态和社会响应3个方面,涵盖地形、土壤、植被健康程度和耕地管理等类别的8项评价因子以综合表征耕地质量。采用CLQI体系,分析了乌兰浩特市耕地质量现状及其在2015—2017年间的时空变化情况。结果表明：CLQI体系的耕地质量提取精度为72.22%,具有较强的评价可用性,适用于内蒙古地区的耕地质量评价,可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供数据支撑,为政府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形成内蒙古地区耕地保护新格局打造高效的监测手段。     

基于能值的能源投入回报方法及其应用——以大庆油田为例

能源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和资源消耗问题日益凸显,而现有的以经济价值为衡量标准的评价方法对此考虑不足。本文从能源开发本质是为社会提供净能源这一层面入手,结合能值的相关理论方法,把能源开发过程的能源投入与产出及环境影响均视为能量的流动或贮存,建立了基于能值的能源投入回报法,并以大庆油田进行实例分析。根据实地调研数据,基于能值的能源投入回报方法结果显示大庆油田的能源投入回报值已经从2001年的6.3下降到2012年的3.6,说明其为社会提供的净能源正在递减。与标准能源投入回报方法相比,基于能值的能源投入回报方法结果下降趋势更明显,更符合实际情况。此外,基于能值的能源投入回报可以视为一种反映能源开发活动生态变化的指标,该方法关注经济活动的能源资源基础,从相对物理的视角反映了能源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不稳定耕地利用困境：基于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和生态安全间的权衡——以甘肃省景泰县为例

学术界对难以稳定利用的耕地后续利用可能的影响及如何优化利用尚不完全清晰。本文从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和生态影响三维度构建了不稳定耕地后续利用影响量化评价体系,并以甘肃省景泰县为例评估了不稳定耕地后续利用影响。评估结果显示,景泰县不稳定耕地如果退耕会造成地区粮食总产量下降1.29%,农民纯收入下降10.22%,但是继续维持耕种则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和生态影响的前提下,提出了景泰县不稳定耕地后续优化利用建议。在个案经验基础上,区分不稳定耕地不同利用状况,提出了“维持耕种用途”、“工程改造”和“逐步退耕”三种后续处置方式,归纳出一套适用于县级尺度的不稳定耕地后续优化利用分析框架,可为不稳定耕地后续利用管理等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工业循环经济评价方法研究——以宁夏石嘴山市为例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循环经济评价应该有自己的标准,在工业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允许环境负荷有一定幅度地增加。基于上述理念,本研究将评价过程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部分：首先,以宁夏石嘴山市作为案例区,将其放在一个由中国东部山东枣庄市、中部河南焦作市、西部内蒙古乌海市、全国等几个层次的区域组成的参照系内,以生态效率为评价指标,分析2005-2013年石嘴山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其次,在C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绩效度量模型,依据环境负荷与经济规模增长之间的倍数关系,通过纵向比较的方法,评价石嘴山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绩效。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①石嘴山工业增长与环境负荷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脱钩现象,但与全国、东中部煤炭资源型城市相比,石嘴山环境效率与资源效率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差距;②石嘴山工业循环经济的环境效率好于资源效率,以C模式作为评价标准,目前石嘴山工业循环经济优于高效C模式;③研究显示用C模式作为标准来衡量区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④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维度评价工业循环经济具有更高的准确性。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休耕补偿标准探讨——以河北样本户为例

为探讨农户效用最大化条件下有效激励农户主动参与休耕的补偿标准,以效用理论为指导,依托河北省293户样本,构建农户受偿意愿的效用函数测定休耕补偿标准,并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通过多角度的验证,农户意愿视角下测定的休耕补偿标准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合理性;② 休耕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显示,参数估计结果为7677.60元/hm²,非参数估计结果为9962.40元/hm²;③ 回归分析表明在河北整村推进实施休耕的背景下,农户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受偿意愿的影响被削弱,生产特征和农户对休耕补偿政策的认知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农户生产特征中投入产出比过高是农户选择休耕的根本动因。基于上述结论,建议适当提高现行休耕补偿标准,休耕政策的推行应尊重农户意愿,并积极探索农民增收渠道以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本研究从农户意愿的角度出发探讨休耕补偿标准,是耕地休耕理论研究的新尝试,以期为完善休耕经济补偿机制提供有效参考。     

盐城市耕地资源供需态势与粮食安全对策研究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耕地问题直接关系着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位于苏北地区的盐城市,是江苏省的主要粮食产区,盐城市的耕地保护直接影响到全省的粮食安全问题。文章选取2000年到2009年相关数据,在对盐城市耕地变化趋势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对盐城市2020年的耕地供给量进行预测。之后基于粮食需求总量,采用多种方案预测了盐城市2020年的耕地需求量。文章最后基于供求规律得出了盐城市2020年粮食安全状况,并提出加强耕地保护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提供决策参考。     

富硒区耕地质量评价及利用分区研究——以福建省三元区为例

富硒土壤是发展富硒产业的天然载体和宝贵资源。如何根据地区特点,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是客观衡量耕地质量的必然要求。同时耕地利用分区研究可以为地方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和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依据。文章以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成果为基础,利用多因素综合评判法对福建省三元区耕地质量状况进行评价,并结合三元区耕地土壤硒元素含量、土壤环境质量及自然保护区和水源保护区等因素,进行耕地利用分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元区耕地质量总体良好,土壤磷和钾元素含量是制约该区耕地质量的主要因素。将土壤硒元素作为富硒区耕地质量评价的考量因子之一,客观反映了富硒区耕地质量状况。同时通过利用分区研究,划分出富硒产业发展区、基础农业保护区、土壤环境治理区和生态环境管护区等四种类型区,文章根据不同类型区特点,对耕地提出了不同的利用方向和建设措施。     

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以武汉市为例

运用改进的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分析框架探析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以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为基础,从自上而下的三个层次（间隔、类别、转换）分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动态特征。鉴于多种地类相互转换过程分析的非直观性,提出一种转换模式交叉列联表表示各种转换类型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并有助于研究者将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式与过程相联系。以国家中心城市武汉为研究案例,分析其1996—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并对比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特征。结果表明：武汉市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点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和耕地的转入以及耕地、未利用地和水体的转出表现出时间尺度稳定性。耕地向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等转换过程则表现为稳定的系统性变化模式。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主要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过程及武汉市表现出较大的相似性。改进后的强度分析框架能更直观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特征,研究结果对深入挖掘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信息,理解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交通可达性分析——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是特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交通可达性水平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保护与传播。本文运用空间句法与GIS分析方法,以贵州省铜仁市100个被住建部认定的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对其交通可达性的特征与影响要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① 铜仁市交通路网的连接值等级差异显著,拓扑连接呈“点-轴”放射状结构,高速公路多为高集成度轴线核心,路网拓扑连接等级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市域内传统村落全局可达性较高的为环梵净山区域的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以及石阡县,局部可达性高的村落具有极为便利的高等级公路通达,感知可达性高的区域集中在环梵净山区域。② 铜仁市传统村落在环梵净山松桃片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环梵净山印江片区、石阡片区和思南与德江交界片区则形成次高密度分布区,这些区域的路网全局通达度和村落的全局可达性也相对较高,表明全局可达性与传统村落分布成正比。③ 封闭的地形、道路等级及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传统村落的交通可达性。铜仁市作为武陵山区域的核心区域,虽然传统村落集中,但是可达性总体水平较差,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村落文化传承与保护形成挑战,亟待提升。     

黄河上游荒漠绿洲生态系统服务对三生用地变化的响应——以银川市为例

【目的】探究荒漠绿洲三生用地变化及其生态效应,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本文以1990—2020年黄河上游荒漠绿洲区——银川市为例,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当量因子的系数修订方法,建立了银川市与全国ESV当量因子的系数关系,分析了ESV对三生用地时空变化的响应特征。【结果】结果表明：①生态用地在银川市三生用地中比例最高,但研究时段内有所降低,由1990年的69.49%下降为2020年的57.68%,同期,生产用地稳中有增,由28.54%提升为32.52%,生活用地扩张迅速,由2.37%提升为9.81%;生活用地动态度变化剧烈,生产用地与生态用地动态度渐趋平缓。②1990—2020年ESV总量增加了38423.65万元,生态用地质量提升对ESV的增加效应大于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扩张导致的ESV降低效应;结构上,调节服务对ESV的贡献最大且持续提升,比例从1990年的82.29%增为2020年的83.76%,其他服务比例均有所降低。③城市扩张、能源基地建设、移民迁入等因素是导致ESV下降的重要原因,导致城区、宁东能源基地和重点移民迁入区ESV降低;生态建设是ESV的提升主因,白芨滩自然保护区、黄河生态带核心区以及贺兰山东麓葡萄长廊等区域的ESV增加明显。【结论】今后发展中,需要提升生活用地和生产用地的效率以降低其扩张速率,以降低挤占生态用地的压力,同时,需要持续改善生态用地质量,以促进荒漠绿洲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     

快速城镇化农村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以江苏省原锡山市为研究区域,分析了1985年～2000年快速城镇化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变化(主要是指结构变化)的态势.对研究区域城市化发展主导下的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机理分析,认为城镇化发展主要带来人口、经济的非农化及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这些影响都在土地利用上得到落实,并通过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变量,同时尝试性的将各类用地变化率绝对值之和定义为衡量土地利用变化强度的标准,并构建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机理分析和模型分析,得出研究区域1985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文章还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对原锡山市城市化发展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倾向进行了相应的数量分析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耕地资源边际占用总体上呈递减趋势,不再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增加耕地占用的边界年份在2014年左右.     

基于前景理论的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差异性——以青岛市胶州湾围填海造地为例

受偿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差异性导致条件价值评估法有所争议.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参考点与厌恶损失构建效用函数,对受偿和支付意愿差异性的心理来源进行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并在青岛市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胶州湾围填海造地3项差异化情景进行实证研究,为加强条件价值评估法调查结果的实践应用性提供参考.结果 表明:①个体参考点偏离增大时,受...     

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下大都市边缘城镇开发边界划定——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和城市内部重要生态区域和自然资源;引导城市高效、有序开发建设,防止城市低效蔓延;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本文基于经济与生态双重视角定义了一个建设适宜性指数,通过计算用地单元建设适宜性指数,并设定决定是否纳入开发边界内的适宜性指数阈值,对广州市番禺区这一典型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进行了划定,在建设用地规模保持不变、有所增加、有所减小等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得出了3种相应的划定方案。结果显示：①番禺区建设适宜性指数较高的区域与现有建成区吻合程度较高,包含了位于番禺区东北部、西部部分尚未开发建设的战略储备用地。建设适宜性指数较低区域主要包含了山林、水源保护区、生态廊道、永久基本农田等;②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中生态廊道体现明显,将番禺区建设用地分隔为若干组团,且连片的建设用地中有足够的“生态留白”;③开发边界划定结果与现状建设用地存在一定差异,这有助于引导优化城市建设空间格局、提高城市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3种不同发展预期下开发边界划定方案的差异主要在于对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同时较高或较低的用地单元的取舍。大都市边缘城镇由于其自身特征,在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时应兼顾引导、保护和优化的功能。本文采用的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方法综合考虑了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并且具备一定灵活性,适宜在大都市边缘城镇的开发边界划定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