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另类书写

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迟子建的《伪满洲国》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从历史观来看,小说从＂民间历史意识＂切入,在宏大叙事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解构革命历史主义的新历史主义行列;从时间观来看,迟子建充分借鉴了革命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观,极具个性地走进了新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却又极具个性地走了出来;从对历史主体的塑造来看,迟子建是拒斥革命历史主义的,而在新历史主义的观照下,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冷静思考,既不全面颠覆、也不多加嘲讽,而是尽可能如实地切近历史真相。     

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模范文本——《丰乳肥臀》叙事视角分析

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模范文本,具有文学史的典范意义,而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它在叙事层面的典范性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要较好地理解《丰乳肥臀》,就要通过文本细读,以叙事视角探索为切入点,分析其在叙事学层面上典范意义得以实现的途径及其美学价值。     

超越时空的契合——《故事新编》与新历史主义小说

《故事新编》所创造的跨越时空．杂陈古今的独特的历史叙事模式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古今杂糅杂陈、寓庄于谐的历史叙事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契合。或说，《故事新编》确实内在的影响了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整体思维流向，无论新历史主义本人承认与否，在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鲁迅的血脉，他们的小说本中。骨子里仍有《故事新编》的遗传基因。     

新历史主义诗学的第三种立场——论当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精神求索

新历史主义诗学以历史叙事、文本、表述和话语为建构元素，批判性地考察历史及历史修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传统意义上的倡导客观元叙事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颠覆。在这种“历史转向”的文学思潮影响下，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异军突起，在对于外部传统及自身内部的双重“否定”中，建构了文学的精神价值要求与消费时尚的审美接受向度相“悖反”的统一，找寻到了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握手言和”的第三种立场。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标志着这一重要的小说创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渐自觉和成熟。     

极简约而又极深广——《呐喊》《彷徨》的极简主义叙事特征

鲁迅小说在素材、结构、情节、人物、语言、背景等各个环节都采取了“全面限制表达手段”的叙述策略,形成了极简约而又极深广的小说叙事观。《呐喊》《彷徨》小说叙事以其“格式的特别”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极简主义叙事典范。《呐喊》《彷徨》人物形象的简约化,表现在以陌生化叙事、“杂取种种人”、身体叙事、独白叙事、隐形书写等方式和对不同人物角色进行的多样化塑造上。《呐喊》《彷徨》极简约而又极深广的历史主题,表现在以辫子、馒头、钢鞭、“纸糊的指挥刀”、油鸡、叭儿狗等“貌似无足轻重”的戏剧性道具上,深刻揭示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和历史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新历史主义与《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

专题研究“新历史主义意识与当代外国战争题材小说的互释”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深入探讨外国当代战争题材小说这一生动而有意义的艺术存在形式如何清晰地揭示历史本来面目，这一较大的象征符号系统如何赋予一个特定历史时刻中的事件以意义，揭示对历史的文学解释和对历史文学的解释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表明文学如何积极地反映历史事件，如何加入历史意义的创造过程，如何通过对这一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解释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武田泰淳的侵华战争小说将历史小说化，用虚构与事实相结合的文本揭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本质：是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迫害，而不是“共存共荣”。《荣誉之剑》记录的不是英雄的业绩，而是战争的荒诞不经和人生的混乱不堪，通过叙事者的个人视角，写出了一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历史”。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论是背景还是人物都“纯属虚构”，但小说揭示的历史要比正史所叙述的历史更加真实，对战争的描述具有永恒性，它提醒我们，战争永远是荒谬的。《野火》不仅仅反省了战争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分析了人物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且揭示了在失败的战争中人被迫体味对自身的绝望与无奈，如何面对自身的人性罪恶。[编者按]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一粒麦种》

《一粒麦种》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代表作之一,该小说开创了非洲新兴文学的先河。从新历史主义角度来解读这部小说,探讨作品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及新历史主义叙事,进而揭示小说的独特之处及作家的写作技巧。     

历史学家？作家？——《洪堡的礼物》的历史文本性解析

本文试图用新历史主义核心观点之——“历史文本性”的观点来解读贝娄的杰作《洪》。贝娄虚构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在小说中的相互交融,模糊了历史与文学文本的界线,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有着相通之处。     

历史学家？作家？——《洪堡的礼物》的历史文本性解析

本文试图用新历史主义核心观点之——“历史文本性”的观点来解读贝娄的杰作《洪》。贝娄虚构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在小说中的相互交融,模糊了历史与文学文本的界线,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的文本性”有着相通之处。     

从《一地鸡毛》看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小说思潮已经进去，但有关它的话题却远未结束。以新写实小说的经典文本《一地鸡毛》为例，探讨了新写实小说的精神特征和叙事特征，重点分析了其题材取向、人物的精神特征及作者叙述人的价值取向以及叙事态度的客观化、叙事结构的“生活流”状态。     

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

散文的叙述问题历来被研究者忽视,这种狭隘偏执的文学观念应予改变.文章首先指出叙述学的“话语”分析与文体学的“文体”分析有不少重合之处.其次,分析小说和散文在叙述上的异同.第三,强调现代散文应改变单一、僵硬、狭隘的叙述观念,建立与现代人的心理和思想感情相匹配的现代叙事方式.在此基础上,文章细致而清晰地梳理现代散文叙述模式的演变:一是叙述方式从一元到多元,二是呈现型叙述取替概括型叙述,此外,还有隐喻性叙述、跳跃断裂式叙述,以及反讽戏谑叙述,等等.这些叙述模式的演变,拓展了散文的艺术空间,不仅给了我们某种艺术革命的新启示,而且有可能使散文获得与小说和诗歌平起平坐的自信     

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

中国小说由小道向主流的地位升迁,得益于晚清精英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植人。与此同时,一种潜在地受西方影响的文学“游戏说”消然产生。晚清文学游戏说,是一种既不同于新小说家之“载道”功利,又有别于传统中国小说之消遣娱乐的具有现代美学意识的文学观,它产生于晚清一批与“科名”失之交臂,或有意无意间沦为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中。论文以《游戏世界》、《小说林》杂志及王国维、周氏兄弟为个案,对这个文学思潮的产生与状况进行描述。     

在革命的阳光下谈情说爱——论十七年经典小说中的情爱叙事

在十七年经典小说中，革命叙事话语的夹缝里赫然地镶嵌着情爱叙事。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呈现出被简化的屈从地位；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情爱叙事使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真实，使小说结构紧凑、有悬念，也使小说变得生动、耐读、有人情味。情爱叙事在革命话语缝隙中的存在，既来自于作家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态度，也是对民族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叙事经验的吸收融会，它使十七年经典小说具有超时代的价值，而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文本。     

现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解读

疾病是人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削弱人的身体,还可以摧垮人的意志,使人产生悲观、厌世之情。人类自生命伊始就一直在与疾病对抗,作为一种痛苦的生命体验,疾病自然也成了文学叙事的母题之一。晚清以降,古老的中国封建政体积弊重重、病入膏肓,曾经的中华健儿也被讥讽为"东亚病夫",于是"国衰民弱"成为现代有识之士挥之不去的隐忧。在"五四"启蒙思潮中以"反传统"为主调的现代小说纷纷把"疾病"作为叙事的基本手段,鲁迅笔下的"癞疮疤"、郁达夫书写的"结核病"、老舍小说中的"脏病"、张爱玲都市女性的"精神变态",凡此等等,现代小说的人物画廊可谓是一个"病区群像"。疾病叙事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和高远旨趣。     

虚构与叙述方式--兼谈历史编纂与叙事文学在叙述方式上的分野

作为叙事文学范畴的“虚构”,可进一步区分为题材意义上的虚构和叙述方式意义上的虚构。在“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新新闻小说等)这一看似矛盾的概念中(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本质论诗学中,判定叙事文学的文学性的根本性的标准无疑是虚构性),其“非虚构”当是就题材上说的,其“文学”(虚构性)则是就叙述方式上说的。由于它在叙述方式上,主要采用的是显示、场景叙述,故其虚构性是不可避免的。过去有关这类文体是否容许适当虚构或其虚构性的限度如何把握之类问题的讨论,由于未区分题材学上的虚构和叙述学上的虚构,致使其讨诊在文体理论的建设上收效甚微。     

流动百年的沧桑河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脉络

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17年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史诗式的展现。在新时期文学中,“现代性”则更多表现为对“个人主体”的探索。80年代初期,启蒙现代性又回到人们的视域,“现代性”一度成为文学主题,为文学提供了终极价值和梦想。但直到90年代以来的“后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性”的追问才成为一个主要趋势,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等都从不同角度去积极反思“现代性”,并走向多元价值判断的文学道路。     

谈阿来小说的叙事艺术

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和《遥远的温泉》有着明显的诗化叙事倾向,其诗化叙事艺术又具有颠覆传统叙事性小说的理性规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多重叙事视角叠置,非性格化典型化叙事,叙事逻辑的颠覆,非中心化叙事等方面。阿来小说的叙事诗化倾向有着自身的独特原因及价值。     

论八九十年代中国当代小说的日常化写作

自新写实小说始,作为当代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一大文学景观,日常化写作已成为文学视域中难以规避的当下经验。而“日常生活”无疑是把握日常化写作这一文学叙事和写作倾向的关键之所在,故由此切入,主要以新写实小说和晚生代小说文本为例,通过辨析二者日常化写作旨趣的诸多异同,从而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日常化写作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浅论叙事本文的情境

作者从现代叙事本文“情境化”倾向切入 ,探讨了叙事本文中“情境”的构成、存在方式 ,其审美机制和审美特征 ,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意境、境界等审美范畴比较、区分 ,确立“情境”作为审美范畴在叙事本文研究中的作用 ,以填补现代叙事本文研究中因传统小说三要素 (人物、情节、环境 )淡化带来的审美范畴的空缺 ,为现代叙事本文研究提供方便。     

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性

鸳鸯蝴蝶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批判和贬斥,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出现在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从文本看,鸳派小说在主题、倾向、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和整个社会追求现代性文化语境发生了联系。同时,鸳派小说的现代性也与文本之外的一些因素有关,即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也就是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