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金陵判词》修辞格的翻译

《红楼梦》诗词无疑是极美的,其翻译无疑也是极难的。通过对金陵判词的一部分修辞格(包括典故、双关、析字藏字、押韵等)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倡导在诗歌翻译中不但要保留原文的意境美,也要尽量传达原文的形式美、声音美和文化内涵美。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典故的英译

古典名著《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就运用了不少典故,这些典故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及社会知识,意义隐讳又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其内在的隐含意义,同时又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和文化韵味一直是典故英译中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介绍目的论及其主要观点,指出目的论对《红楼梦》金陵判词中的典故英译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可以引导读者来分析和理解《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译者是如何跨越金陵判词中典故英译时存在的障碍的。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典故的英译

古典名著《红楼梦》金陵判词中就运用了不少典故,这些典故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学及社会知识,意义隐讳又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征,如何通过翻译传达其内在的隐含意义,同时又尽量保留原文的风格和文化韵味一直是典故英译中的一大难题。本文通过介绍目的论及其主要观点,指出目的论对《红楼梦》金陵判词中的典故英译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可以引导读者来分析和理解《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译者是如何跨越金陵判词中典故英译时存在的障碍的。     

论互文性给翻译造成的困难——以《红楼梦·金陵判词》典故英译为例

翻译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该过程涉及选材、阅读原著、查阅资料、翻译、修改等。译者在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大家普遍认为翻译难,翻译比创作还难。造成困难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互文性。热奈特将互文性分为三个亚范畴:引语、典故、剽窃。以《红楼梦.金陵判词》中的典故英译为例,说明典故互文给翻译造成的巨大困难。     

从《红楼梦》金陵判词的翻译看译文的形式美

从文体学的语言层次及音系层、词语层、句式层、修辞层来讨论《红楼梦》金陵判词译文的形式美 ,并探讨了修辞层中的不可译现象。但译文的形式美并不与灵活对等的翻译相悖。     

《红楼梦》金陵判词的含蓄美及两种英译本特色研究

金陵判词以各种不同修辞手法来表达语言的含蓄美。两种英译本的作者为了再现金陵判词的这一特点，在译文中各自发挥了译入语的优势，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不同的翻译风格和审美情趣。文章探讨了这两种英译本的特色旨在探讨含蓄美在英译中的再现。     

功能对等视角下《红楼梦》金陵判词中修辞的英译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书中的金陵判词更是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预示着共15位重要女性角色的命运。在《红楼梦》的多个英译本中,译界研究的热点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霍克斯同闵福德的译本。奈达曾提出功能对等理论,在兼顾内容和形式的同时,还重视效果的传达,提倡等效,这对金陵判词中修辞的英译提出了挑战。译者在英译的过程中各显神通,虽有缺憾,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等效。     

文化翻译视角下的《红楼梦》判词英译研究

文章以杨宪益夫妇译本和大卫.霍克斯译本为依据对《红楼梦》判词翻译的策略进行探讨,认为无论是选择整体性意译、局部性补译,还是选择视角转译,译者必须在各自翻译目的的基础上仔细考虑文化的影响并找到合适的翻译策略。     

译者主体性与古典诗歌修辞翻译——以《红楼梦·金陵判词》四种英译为例

古典诗歌中修辞格的翻译历来是汉诗英译中的一大难题。特别是那些基于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表达方式的修辞手段,更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契机。本文以《红楼梦·金陵判词》的修辞翻译为例,就四种英译里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展开探讨,以期对古典诗歌中修辞格的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浅析诗歌语言模糊性的翻译价值问题——兼评《红楼梦·金陵判词》的两个译本

模糊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诗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语言的模糊性衍生的。在诗歌翻译中能有意识的传达模糊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和译作质量的赏析都有着现实的重要意义。     

浅析诗歌语言模糊性的翻译价值问题——兼评《红楼梦·金陵判词》的两个译本

模糊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诗歌的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语言的模糊性衍生的。在诗歌翻译中能有意识的传达模糊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和译作质量的赏析都有着现实的重要意义。     

金陵十二钗判词的排序与《红楼梦》叙事结构的内在关系

《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判词》是以《红楼梦》整部书的“小样”形式出现的,其中每首判词的人物排序,与整个叙事结构的设置、叙事内容的层面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学术界迄今为止,不是很少触及,便是语焉不详。因此,探讨金陵十二钗判词的排序是揭开《红楼梦》叙事结构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并透视其在《红楼梦》整体叙事结构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     

论文学翻译中的形貌修辞——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形貌修辞是一种旨在利用字体字形、排列方式、标点符号、图形图表等手段来提高作品视觉效果的修辞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多有应用。本文以霍译《红楼梦》为例,从字体字形、排列方式和标点符号三个方面论述了形貌修辞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霍译《红楼梦》中的形貌修辞体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具体语境中的认知凸显度十分明显,为其译文的总体文学性和艺术性贡献了一份力量。形貌修辞在文学翻译中有很大的应用潜力,译者要善于根据题旨情境对之进行充分利用,以提高译文的视觉效果。     

《红楼梦》人物语言的不同翻译策略及其根源浅探——以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为例

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意图会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定。对于刘姥姥个性化人物语言的翻译,杨译力求准确,更忠实于原文;霍译则喜欢发挥创造,译语流畅自然,更易于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杨译和霍译的不同是由其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的,本文通过比较《红楼梦》的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语言的不同翻译策略,旨在探讨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根源。     

文化转向视域下《红楼梦》判词中析字与双关语的翻译

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学作品中常含有大量修辞手法,成为翻译工作的阻碍。就《红楼梦》而言,第五章中出现的判词,不仅暗示了作品中众多女性角色的命运走向,还含有诸多修辞。通过文本对比分析发现,杨宪益、戴乃迭,大卫·霍克斯、约翰·闵福德以及B. S.邦索尔的三种译本,对析字与双关修辞手法的翻译,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文章基于文化转向理论,论述了在判词中含有的析字和双关修辞手法的翻译策略。     

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杨译及霍译《红楼梦》的翻译策略

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来分析杨宪益夫妇及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时所选用的不同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的原因,可以发现：译者对汉语文化的认同、翻译目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英美文学系统中的位置、赞助商等诸多因素,会影响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翻译版本在英美文学系统中位置的确认。霍克斯将其定位在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将其定位在中心位置。这种定位最后导致了霍克斯选择了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杨究益夫妇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     

从操控论视角看意识形态主体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以《道德经》英译为例

本文基于勒菲弗尔的翻译操控理论,通过分析意识形态与翻译策略的关系,以《道德经》中反映原作者意识形态较为明显的部分语句的不同英译文本为例,指出译者的意识形态主体差异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最终造成翻译的多样性。     

从《红楼梦》两英译本看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异化之争由来已久,中外皆有,但迄今为止学者们都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然而归化和异化作为文化翻译策略,始终都是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涉及我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部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百科全书。可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如何能让外国读者理解这部鸿篇巨制中的内容乃至中国文化,无疑对众多翻译工作者是个巨大的挑战。文章以《红楼梦》两部最出色的完整英译本:杨宪益夫妇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及女婿闵福德合译的"A Story of the Stone"为例,试图对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应用进行探索。     

隐晦语言的解读与翻译--评《红楼梦》一则人物判词翻译

红楼梦作者的观点和主张往往通过曲折的方式表达。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解读字里行间的隐含意思。本文试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中关于晴雯判词为例，讨论比较霍、杨译文的在解读方面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