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现代文学与人民文学的中间物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曾被用以命名其所置身的文艺时代和文艺方向。本文从赵树理的文学特质和内在分歧入手,试图重新发现其创作如何支持了四五十年代文学的自我想象,又如何被这种时代文艺的整体想象遮蔽了赵树理文艺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论赵树理小说与大众化的机缘

长久以来,人们将赵树理的小说当作“文艺大众化”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文艺的大众化应当体现为文艺受众面的广泛。赵树理小说与大众化之间其实有诸多的机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范例寻求,评判者的知识分子视角以及赵树理农民出身的错觉等,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赵树理小说的大众化。     

赵树理故乡的群众呼吁——要加强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山西沁水《赵树理专号》综述

一九八四年三月,人民作家赵树理故乡(山西省沁水县),出刊了一期《赵树理专号》,这家由该县业余文艺创作组编辑的名为《沁水》的文艺季刊,封面设计醒目,文风泼辣大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两个“重新”:即“重新认识和评价赵树理”,“重新举起文艺大众化的旗帜”。它尖锐地批评了当前文艺界,特别是文学创作中漠视甚至放弃大众化、通俗化的错误倾向,大声疾呼重视赵树理的创作理论及其经     

论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一位真正“为大众设想”,毕生致力于文艺的“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并在创作实践上显示了实绩的著名作家。他不仅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最早地实践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而且以其创作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多少年来,他在创作实践中,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继承与革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从而为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作出了光辉的范例,为革命文艺的成长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赵树理的小说,是民族化、群众化的内容和民族化、群众化的形式高度结合的产物。其特色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主题思想的确定,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等多种因素之中。关于赵树理小说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色,拟另作探讨;本文仅就其艺术结构、描写手法、语言风格方面的特色作一简单的论述。     

天鹅绝唱--论赵树理悲剧的产生

文章以“赵树理方向”作为切入点，分三部分论述赵树理悲剧产生的原因。一、赵树理自下而上自我形成的文化观念、自我执拗的“固守”原则，与“方向”的规范要求发生深刻矛盾；二、“方向”确定的目的和对“方向”本身的期待，与赵树理代民立言、忠于事实的宗旨相矛盾，造成对赵树理的排斥；三、党的政策的失误，与赵树理“顶风文学”的尖锐碰撞，导致赵树理被放逐。     

赵树理与新启蒙小说——赵树理小说命名新论

20世纪30-4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和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之一,也受到了它的影响。他的创作从“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和“改造群众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宇宙观”两个方面实践了当时的新启蒙运动。其小说因而既响应了文艺大众化的政治要求,又延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因此,以新启蒙小说的名称命名赵树理的小说,是一个恰当的命名选择。     

“赵树理方向”的审美趋向

<正> 在中国,二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三十年代“左联”成立,无产阶级文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在创作上进行大规模的实践还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的四十年代。毛泽东《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而在创作上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就是赵树理,正是由于赵树理卓有成效地实践了毛     

民间修辞与新启蒙运动——兼谈赵树理小说

如何将超验抽象的“革命”与“政治”通俗化,将政治的“内容”注入到民间的“形式”中,以完成革命意识形态对民间话语的改造与重构,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旨归,也是诸如“赵树理方向”之被提倡的意义所在。而以民间形式为依托的解放区文艺,如果要担当起教育大众的重任,就必然要对其加以更严密的规范,在发挥民间文学道德劝诫功能的同时,还要加强政治理念的宣传。     

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对解放区文艺思想发展轮廓的一种描述

树立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方向是中共文艺领导中较有特色的举动。就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发展而言,则呈现出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的发展趋势。旧方向转换与新方向确立的过程是艰难的,"鲁迅方向"的悄然隐失与"赵树理方向"的潜在显现体现了文艺领导者在确立文学方向时的犹豫。这犹豫从根本上说是概念人物与具体人物之间矛盾的反映,是文学一体化想象与创作个体丰富性之间矛盾的反映。     

再读小说《三里湾》

赵树理(1906-1970)作为“文艺讲话”的体现者以及“人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处女作《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和《李家庄的变迁》(1945)等,这些40年代的代表作都受到了当时共产党文艺工作干部周扬等人的热烈赞扬。可是赵树理建国之后的作品频繁地在各种政治风波中被批判,直至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作品被定为“毒草”而遭到全面否定,赵树理本人也于1970年9月在文革的风暴中死去。赵树理的荣辱一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矛盾体,从80年代末以来“重写文学史”的研究以及重新开始的“通俗文学”研究中,他在各个角度都受到了反复论及。不过,对他的评价主要还是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上,对他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读解和分析的论文尚不多见。文章试图通过分析赵树理在1950年代发表的小说《三里湾》(1955),来探寻他重视“通俗文艺”的一些痕迹。这本小说由通俗读物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的时候增加了数页插图。除了这本最早的单行本以外,据笔者所知还有4种版本。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这五种版本中插图的位置,画面都不统一。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或者说为什么有插图顺序的调换呢?从这个疑问出发,考虑到各个版本出版的过程和社会背景,笔者试图探寻作者和插图画之间的关系以及赵树理对通俗文艺的新的尝试。     

“接受语境”下的“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以他的写作真正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在特定的时期被树为"方向",成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楷模;建国后,赵树理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境遇上都遭遇了磨难,"方向"的意义完全被剥蚀,从"宠儿"变为"弃子"。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赵树理写作与特定时期的接受语境特别是意识形态语境对他的规约有关。因此,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分析"赵树理现象",可以揭示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话语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与作家执著坚守自我写作理论主张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冲突关系。     

阐释中的差异--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创作的差异

周扬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评价赵树理小说时既能高屋建瓴地看到它的价值，又深谙艺是“党”的艺而有所规避。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既确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艺界“方向”性作家的地位，又有意识地对赵树理小说中的不和谐音进行了消解，赵树理的作品在大量普及时，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置换，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了读。     

赵树理审美追求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赵树理为文艺走向农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赵树理一生都在为农民写作,并雄心勃勃地要实践一种以民间文艺为主体的文艺理想.赵树理十分关注曲艺这种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出与农民审美心理相契合的艺术审美形式.赵树理的追求和艺术实践在新世纪新农村建设中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赵树理作品的语言特色

赵树理自幼生活在农民中间,酷爱民间艺术．决心为农民写作,不想上“文坛”,只想上“文摊”,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从创作初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致力于文艺大众化．从而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尤其在语言方面．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其语言特色大致来说体现在语言运用恰当得体、形象生动和口语化等方面。     

从“方向”到“边缘”的赵树理——以《卖烟叶》为中心的考察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学谱系中,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经历了从“赵树理方向”到逐渐边缘化的过程。“农村题材小说”主要指20世纪40—70年代一种以农村阶级斗争、敌对斗争、路线之争为题材,具有主流政治色彩的小说样式。作为被批判的典型作品,赵树理最后一部小说《卖烟叶》是主流农村题材小说的“元小说”和“反叙述”,小说中源于民间的“说故事”叙述模式和写实精神也意味着赵树理对主流农村题材小说形式与内容的潜在颠覆,这构成赵树理被主流文学边缘化的重要内因。因此,赵树理作为新文学主流乡村书写由“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型的重要作家,其写实主义的“民间”色彩蕴含着竹内好所言的“新颖”性,从而沟通并超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关于赵树理方向和文学史地位的思考

赵树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他以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在前几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重评者对赵树理和他的创作方向进行了否定,认为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改写。这种意见显然不够恰当,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清醒而真实地看取人生——论赵树理创作的现实主义品格

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一直被剥削阶级以暴力统治和摧残；而同时，又被这些统治者以种种精神鸦片施以愚化和麻醉。“瞒”和“骗”的文艺，就是诸多精神鸦片之一种。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不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标榜了一种大胆地，真实地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并且与“瞒”和“骗”的文艺战斗了一生。中国新文学的主流，可以说自鲁迅始，再不是“瞒”和“骗”的文艺了。但“瞒”和“骗”的文艺并未消声匿迹，因此，以清醒的现实主义与“瞒”和“骗”的文艺相抗衡，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赵树理正是以自己的创…     

赵树理研究的“喧器”与“沉寂”

昔日辉煌的赵树理方向与今日赵树理研究界的相对冷清同样是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从时代背景、评论介入、创作心理及读者群的转换几个方面去分析赵树理的创作“命运”，并在此基础上体验赵树理创作的本真状态。     

浅论赵树理与毛泽东的“大众化”的相遇与分歧

本文分析了四十年代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丈学创作的特点，并且通过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关于“大众化”问题的论述的分析，结合“大众化”问题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试图解释《讲话》中提倡的文艺作品“大众化”、“与工农兵结合”的真实含义，从而分析当时被认为最好地体现了《讲话》精神的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大众化”的实际内涵的相同、差异与分歧之处，并部分涉及到了这种差异影响下的赵树理的当代命运。     

试论赵树理的创作方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曾被人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是一位具有民族化、大众化艺术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早在全国解放以前,边区文艺界就提出“赵树理方向”问题,并且把它“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也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946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就是这样一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