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及其启示——与国内政治相比较的分析

国际政治学的“权力论”,或是把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一般性含义应用到国际政治中来,或是移用国内政治的权力理论,两者都没有顾及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性,因而未能揭示出国际政治权力的特质.通过与国内政治相比较的分析,可以发现,国际政治中的国家权力在类型上是一种私有权力,在价值取向上是国家个体利益,在行使上是相对自由的,在属性上并不是政治权力.这些特质启示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国际政治学在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时,要注意消化吸收,笔者建议创设“国际权力”概念,以与国内政治权力概念相区别.在国际政治的界定上,权力的差异决定了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并行的另外一种形态的政治,这一点也引出了国际政治学科的独立性问题.     

无政府主义有什么错?———关于政治权力的反驳与证成的政治思想史考察

崇尚自由的人为何离不开政府的强制而生活,这是人类政治生活面临的首要问题.无政府主义追求自由,拒绝强制性的权力,认为政府是一种不必要的恶,一切强制性的权力都难以证成.与之相对,契约论思想家则认为政治权力是可以证成的,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是社会秩序普遍化的基础,生活在有政治权力的公民社会的人们,比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更幸福.政府强制性的权力虽有一定破坏作用,但这种破坏作用不应夸大或绝对化.无论是专制主义所倡导的绝对权力,还是无政府主义所捍卫的绝对自由,都难以创造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     

衣法行政的理论支点及其价值

依法行政作为各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行政原则,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支点。天赋人权说、政治原罪说和分权制衡说三大学说共同支撑起了依法行政的理论大厦。天赋人权说解决了权利从哪里来、公共权力从哪里来、公共权力产生的目的、权力的行使应向谁负责、权力的行使应受谁监督等问题。政治原罪说论证了政治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具有恶的本性以及对这种恶加以限制的必要与可能性。分权制衡说创造性提出了权力必须分立、权力分立后应交给不同的主体行使、权力分立的核心是制衡。     

依法行政的理论支点及其价值

依法行政作为各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行政原则,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支点.天赋人权说、政治原罪说和分权制衡说三大学说共同支撑起了依法行政的理论大厦.天赋人权说解决了权利从哪里来、公共权力从哪里采、公共权力产生的目的、权力的行使应向谁负责、权力的行使应受谁监督等问题.政治原罪说论证了政治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具有恶的本性以及对这种恶加以限制的必要与可能性.分权制衡说创造性提出了权力必须分立、权力分立后应交给不同的主体行使、权力分立的核心是制衡.     

"社会公仆"的概念解析

理论界现有的关于“社会公仆”这一概念的“比喻说”、“对象说”和“关系说”均程度不同地误读了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社会公仆”的发展历程表明 ,“社会公仆”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伦理取向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概念。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理论视角的、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内核的、展现了马克思社会公仆理论内涵的“权力说”基本恢复了“社会公仆”应有的政治哲学意蕴     

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

政府宪法责任的理论逻辑就是对政府宪法责任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追究政府宪法责任的可能性等问题的回答。基于人民主权的理念，人民是宪法权力的所有者，在代议制的条件下，宪法权力是由政府来行使的，人民试图通过设定宪法责任在内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是合理的；宪法权力即公共权力有其善的一面，但权力有其作恶滥用的自然本性．这根源于行使宪法权力的人的“本性”，为了“扬善抑恶”，通过宪法预设宪法责任来约束行使宪法权力的政府是必要的；只有在法治的宏观背景下，建立政务公开、自由公正的选举等制度，追究违反宪法义务的人的宪法责任才是可能的。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经典学术权力研究的局限、影响和实质

学术领域的权力研究主要囿于政治视角来分析，同时深受权力“主权个人”观念影响，主观地对权力进行分类和数量化．这给本应多元化发展的学术权力理论及其引导下的高校管理实践带来了一些弊端。经典学术权力研究的实质并非是所有的权力关系，而是显明的支配关系和那些不可容忍的支配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     

“恶”促使人自我超越与道德完善——黑格尔“恶动力”思想浅析

<正> 对于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动力静(以下简称“恶动力”)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同仁多是从道德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角虏来理解,经常用它证明历史发展必然带来道德堕落,或人有满足自己感官欲望的权力(这也与把“恶”理解为人的自然情欲有关)。但黑格尔是把“恶”归属于精神范畴,从人的精神发展角度分析“恶”的作用,论证“恶”是人道德完善与超越的原因和动力。“恶动力”思想,在西杰始于基督教的原罪说: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原罪”、“堕落”为人,其后代皆不能以自力避免“原罪”,因而人的本性是恶的。正因为自己是罪     

列宁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不适用探索——兼析“新中间阶级”、“政治权力寻租”和“暴富阶层”现象

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认为，阶级的划分应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为首要标准。这一理论长期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唯一经典。但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叉国家出现的“新中间阶级”、“政治权力寻租”等现象、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暴富阶层”的出现等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们在运用这一阶级分析理论时遭遇到了现实难题。财产、收入、知识、政治权力等因素在阶级分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彰显，任何单一划分阶级的标准都已无法解释越来越复杂的阶级现象。因此，探讨列宁的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在当代的不适用性。建构适合于当代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阶级分析理论，就显得十分必要。     

“性未善”：董仲舒教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人性未善,待教而为善,这是董仲舒思考教化何以可能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未善＂的人性是个＂质朴的东西＂,它包含着潜在的＂善质＂和＂恶质＂。教化在潜在的＂善质＂和＂恶质＂向现实之善恶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使潜在的善质转变为现实之善,另一方面抑制潜在的恶质转变为现实之恶。而这个＂未善＂的人性对应的是广大的＂中民之性＂,教化好这一部分人,对于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霍布斯的人性善恶观辨析

霍布斯的人性观是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学界对霍布斯的善恶观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最普遍的观点是认为霍布斯的人性观是"恶"的,但对霍布斯人性观进行重新审视后发现,其实霍布斯的人性观并不是"恶",而是"非善非恶",这种人性善恶观也正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     

中西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人性假定”

任何一种制度的安排,都应该建立在特定的人性认识基础之上。中西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西方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人性恶论基础之上的权力分立和制衡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制度高于人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理念的基本分析框架,则是建立在人性善论基础之上的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思想,其基本的哲学判断是＂人性优于制度＂。＂性善＂与＂性恶＂两种不同的人性假定,导致了中西＂德治＂与＂法治＂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设计。＂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了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中的人性本善假定从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的角度看,固然提升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豪感、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凝聚力,但却对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过一些不良影响。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参照西方的宪政理念与法治经验,方可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

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政制与基层人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政制更动频繁，国家政权借助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乡村基层人员逐渐强化对乡村的控制，在制度上赋予他们各种特权。文章拟对国民党县区以下基层人员进行制度分析，从这一视角去透视国民党乡村政制的反动性、腐朽性。     

透视太平天国时期的食人现象

太平军北方战场出现过食人现象，这种现象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饥饿求生性食人；一是习得性食人，包括惩罚性食人、仇恨性食人及医疗用药性食人等。农民军的食人行为带有政治斗争的成分或封建迷信的色彩，是在与清王朝统治势力较量中由时代局限、阶级局限连带产生的一种“反人性”的恶俗现象。     

善恶与教化

人性善恶的价值预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育实践中人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人性善或恶的价值预设，各有利弊。就今天而言，我们主张，在善恶观上，宁取人性无善无恶论，消解人性本身的善与恶在教化中的预设，从而消解人性本身作为个体道德生成的根本依据，消解拿人性作为个体道德蓝图设计的依据，甚至在一定限度内弱化传统泛道德主义社会中道德及其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当代社会走向理知的澄明、为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普遍深入提供足够的空间。     

从《君主论》看现实主义

马基雅维利是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为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铺垫了道路。在《君主论》一书中,他通过大量史实证明了权力的重要性,论述了君主应如何维持和统治国家,提出拥有自己的军队是治国的基础,而产生这些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人性本恶。     

人性认识对制度架构的影响

中西方对人性不同的认识最终产生了迥然而异的社会制度架构:在中国性善论占据主流,提倡德治,因而形成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西方认为人性本恶,主张对权力进行制约,进而最终形成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我们应当承认人性中有恶的倾向,对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是必要的。     

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分析

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的。西方社会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有效地实现了限权与法治,但也有明显的弊端。我国过去建立在“性善”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制度安排从积极方面鼓励发扬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制度约束却过于宽松。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吸收西方宪政制度以及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益成果,正确认识人性问题,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