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兰州大学文学院王可端在《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一文中指出：《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汉书》对圣人进行神学渲染中,数刘邦最多。在世袭制社会中。刘邦以一介平民而成为天下帝王．当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司马迁与班固都试图为其寻找合理性．二人虽然都描写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异闻,但二入的出发点却不同,司马迁描写神秘文化是为了探寻刘邦成功的原因．而班固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刘邦建国登基寻求合理性,作神学宣传,强调天意或天命。     

《汉书》的经典特质与古代的史学教育

<正>《汉书》构建了纲纪有别的大一统王朝,奠定了中国历史写作的经典范式。千百年来,由《汉书》生发的帝国想象和文学书写,在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中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经过知识传播与传承,《汉书》承载的记忆和认同逐步渗透到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特别是史学教育对人们认识《汉书》的文学、史学特征乃至刑政、军事价值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以刘邦形象为例

《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有关于刘邦的记载。对于这个色彩斑斓、瑕瑜互见的开国君主,《史记》和《汉书》在其形象塑造时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书对刘邦的称谓．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以及对项羽的态度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论证《史记．》比《汉书》更具有批判精神。     

《史记》、《汉书》列传校读札记

《史记》和《汉书》都是非常重要的史学著作,且二者关系较为紧密,汉高帝刘邦元年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的史实可互为佐证,现以中华书局出版的金陵局本《史记》作为底本,校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的《汉书》,对其中列传部分进行重新校读,以札记形式整理成文,期望对阅读和研究《史记》、《汉书》起到一定作用。     

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

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书中运用浓墨重彩对汉代史家班固所著《汉书》赞赏有加,因此他历来被人们认为是"班马优略论"这一千古聚讼纷纭的论战中,"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同时也对《汉书》提出了猛烈批评,特别是在体例问题上;可是对《汉书》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长久以来,这一现象未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因此,评述刘知幾对于《汉书》在体例上的批评,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其史学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从神到人——由《史记》到《资治通鉴》看刘邦形象的演变

《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是我国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三位作者都记录过有关刘邦的一系列轶闻,但由于对待这些轶闻态度不同,使这一历史形象经历了由血肉丰满的凡夫俗子到真龙下凡的英明之神再到客观历史人物的演变过程。     

致力于史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读《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第二卷

由陈其泰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以编纂学为主线,将中国历代史学经典尽其所能地囊括其中,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传统史书体裁演进的路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第二卷《两汉时期》以《史记》和《汉书》为核心,深入而细致地剖析了二者分别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奠基性意义,既是全书的题眼,更是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关键所在.总结和体察本卷创造性阐释史学经典的论述,对深入理解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略论汉惠帝的缺位与复位

西汉孝惠帝缺位于司马迁《史记》,而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其增立《惠帝纪》,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史记》、《汉书》中涉及汉惠帝相关篇目的细读,在史学视角与文学视角进行对比之后,窥见出《史记》发展到《汉书》,史学性增强而文学性减弱。     

刘知几《汉书》研究评议

东汉班固的《汉书》自成书以后,注者蜂起,研究者众多,于史学、文学影响巨大。到唐代,可以说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汉书》学。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知几在《史通》中,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汉书》的体例、语言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致后世有扬班抑马之名。     

李景星《四史评议》的学术渊源与史学审美

民国史家李景星上承清代乾嘉时期正史研究的遗韵,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批评对象,撰成史学批评专书《四史评议》,在批评体系和评论重点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史评议》对＂前四史＂逐篇评论,文字简要、篇幅适中,可以称得上是一部研读＂前四史＂的教科书,在评史和读史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在史学批评上,李景星尤其重视评论史书叙事的生动之美、从容之美和跌宕之美,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审美思想。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明史》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

清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称杨士奇奏请张太后,为建文帝修《实录》、弛方孝孺诸臣文禁等三事,并称建文帝为建庶人。本文对该一史事的史源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指出所谓的杨士奇＂举三事＂并不存在,明成祖朱棣亦未废建文帝为庶人,建庶人乃指建文帝少子文圭。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与《隋书·经籍志》“经部”对比研究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最早的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第二部重要的史志目录.《隋志》基本继承了《汉志》,但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本文选择《汉志》“六艺略”与《隋志》“经部”为研究对象,先从著录种类的角度进行比较,发现《汉志》未收入纬书,分析其原因;再从著录体例的角度进行比较,找出两者的不同.     

释“綦”——字源及其姓氏考的再探讨

"綦"最早写作■■,出自商代綦公鼎,此文字的出现是生产力进步,社会物质丰富的结果,字源寓示着祭祀大地,期盼丰收,从而其他义项皆出于此;而綦作为姓氏是随着民族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来源有三,汉高祖刘邦赐姓为主体;晋代义兴(今江苏省宜兴)和北魏复姓綦连氏所简改。从字源学与家族史中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发现字源学与氏族文化的内在联系。     

汉高祖与汉初异姓诸侯王新论

建立西汉皇朝后,汉高祖刘邦论功行赏,陆续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可不久诸王纷纷起兵叛乱,高祖便对其逐一平定,至去世前基本使异姓诸侯王问题得以解决。本文通过对汉初异姓诸侯王历史发展进程的论述,从诸王悖逆与高祖仁义的全新视角,深入挖掘和阐释汉高祖和异姓诸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而旨于矫正汉高祖大肆诛杀功臣这一偏颇和传统的历史认知。     

从清修《明史》看明清欧洲观的嬗变

清修《明史》包含相当丰富的欧洲内容。这些内容虽取材于明代史料,但透过明史馆臣对明代欧洲素材的取舍、增补、修订与评赞,可以看出清人对欧洲势力东来亚洲之战略目的有了更为本质的认识,对欧洲文化的态度也更趋理性。但《明史》流露出的西学中源论以及有关欧洲内容的疏漏、错误,又说明清人欧洲观仍然存在严重缺陷。     

刘邦废太子事件发微

《史记》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事件,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事件的始末和真正原因。刘邦废太子之举,并不是为了江山社稷,而只是纯粹的爱屋及乌,是情感的选择,最终放弃废太子则是看清形势后理智战胜情感的决定。实质上,能够阻止刘邦废太子的主要力量是吕氏家族和以张良等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商山四皓＂只是他们为显示实力打出来给刘邦看的招牌。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玄帝信仰与明代《大岳太和山志》

明代,成祖以后的历朝皇帝都把武当山作为“皇室家庙”,把玄天上帝奉为“护国家神”．明代《大岳太和山志》对明皇室的玄天上帝信仰做了大量记述．明朝二百余年闻,武当山编修了四部志书,不仅翔实地描述了明代武当山的盛况,而且忠实地记录了明皇室奉祀玄天上帝的史实．因此,通过对明代《大岳太和山志》的解读,既有助于揭示明皇室与武当道教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代道教发展状况和社会政治现实的认识．     

史学大家安作璋先生访谈录

安作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其论著曾受到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的赞赏,被日本学界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从20世纪80年代始,安先生践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思想,研究范围逐步拓展到中国通史、地方通史、文化通史、文献学等领域,建树颇丰,独步学林,至今已成为一代史学大家。通过阅读安先生的论著,与安先生面对面访谈,努力探寻他在史学多个领域独辟蹊径,不断前行的内因和规律,希望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同时还邀请陈乃华、张仁玺、高志文三位教授撰写了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与访谈录一同发表,以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