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杜预注的发展

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是唐前《左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该书采取义疏体例,在杜预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疏解工作。本文主要以鲁隐公部分为研究对象,从训诂内容、书法义例、经义思想三方面探讨孔疏对杜注的发展推进。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及特色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是清代专门研究《左传》的第一部专著,顾氏在明代邵宝、陆粲、傅逊三部关于《左传》杜注的著作基础上,参以已意,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对杜注既“补”又“正”。该书刊刻后,在不同的官私目录中都有著录,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今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考证。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小信未孚”新解

《曹刿论战》中的“小信未孚”,中学语文课本注:“(这只是)小信用,未能(受到神灵充分)信任。孚,为人所信服。”将“孚”解为“信任”“信服”,实际上是对旧注的承袭,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注:“孚,大信。”此训实乃杜氏之臆测,既无训诂根据,又与文意相悖。《尔雅·释诂》:“孚,信也”;《说文·爪部》:“孚,一日信。”据此,“孚”为“信”义,而非“大信”。作为晚于《尔雅》、《说文》作者的经学大师杜预绝不会不知道“孚”字的信诂,可能是他考虑到,如果将“孚”训为“信”,那么,“小信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北宋《春秋》尊王思想探析——以孙复、刘敞、孙觉为中心

孙复、刘敞、孙觉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春秋学者,其所阐发的"尊王"思想代表了北宋《春秋》学思想的主流。三人在尊王权、贬诸侯、攘夷狄三个层面对尊王做了充分的阐发,反映了北宋《春秋》学的尊王大义。     

《左传》注商榷两例

“弗敢加也”与“小信未孚”《左传》庄公十年:“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弗敢加也”杜预注:“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近代教材多从杜注,把“加”译解为“夸大、虚报”,意谓祝辞不敢夸大,不敢虚报。此说恐未确,“祝辞”系解者所加,原文并无此意。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云:“牺牲玉帛祭     

《春秋经传集解》训诂术语略考

晋杜预所著《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古的完整的《左传》注本,在训诂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杜预注《左传》,所用训诂术语基本承袭汉儒,但受注释宗旨的影响,又有自己特点。分析杜注训诂术语,可得出这一结论:经过学者们的相续延用,常见训诂术语作用趋于固定,但由于学者注释古籍的着眼点不同,赋予训诂术语的功用也有差异。     

论康熙对唐诗的接受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非常推重唐诗,他组织力量编纂刊印了《全唐诗》,称唐诗为"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于唐代诗人中,他特别欣赏唐太宗李世民、王维、李白、杜甫,但对其他诗人也注意学习。其诗歌创作,对唐诗名篇佳句吸纳颇多。好以唐诗名句作"赋得"诗,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康熙对唐诗的喜好。     

唐太清宫道教造像源流考略

太清宫乃唐朝地位极为尊崇、极为特殊的尊祖重道的大道观,同时也是当时道教的最高学府,道教的学术研究机构——崇玄学、崇玄馆的办公所在地。唐玄宗及其后诸帝出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需要,其道教造像秩序以尊祖崇道、外儒内道为设计理念,依据造像人物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在选材用料、比例大小和在建筑空间中的安放位置方面,进行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匹配设计和空间安排,将祖先崇拜、道教信仰和政治艺术整合为以造像艺术为中心、以道教科仪为特色的综合艺术。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死君”别解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为死君乎＂＂可谓死君乎＂的＂死君＂之义,大致有晋人杜预和清人王引之两家之说,今人祖述杜王而未得确诂。据《春秋》三传用词体例和《左传》文意推敲,可知＂死君＂即＂死君命＂,意为＂效忠君命＂或＂效死国君＂。＂其为死君乎＂是＂难道算是效忠国君吗？＂＂可谓死君乎＂是＂可说是效忠国君了吧＂。如此训释,文从字顺不致歧解。     

长歌当哭--谈李商隐诗歌的感伤主题

晚唐诗风情调低沉,色彩晦暗．意境朦胧,词藻华美。李商隐则是这种诗风的开宗立派和集大成者．清人刘熙载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邀。”李商隐朦胧晦涩、深情绵邈的风格全面、深刻、典型地反映了晚唐的时代风貌。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和表现李诗风格的则是其感伤主题的诗歌。     

为李白、杜甫造像--论余光中与唐诗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是诗歌艺术的峻岭。余光中在其诗歌艺术的追求中高山仰止，努力攀登，向诗圣、诗仙学习，且为他们造像。为李白、杜甫造像，表示他对唐诗传统的肯定。他造像的艺术，特别是《戏李白》一首的丰沛创意，和《寻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的现代想象，则说明他对传统的活用与转化，印证了他的创造力。在以唐诗为主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余光中以其学养和睿智，以其才华和苦功，兼摄中外古今，以数十年的恒心和毅力，创作了丰富杰出的现代诗。他是李白、杜甫的嫡系传人，且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世界。余光中为李白、杜甫的造像，象征了传统和现代的汇合，象征了现代对传统的发扬。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六书研究的贡献

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提出了关于六书理论一些新的见解,他的六书理论对六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本文将以＂六书三耦＂为主线,兼谈徐锴的六书观和六书次序。     

论曹魏杜恕的政治思想

曹魏中期,杜恕力倡儒学,坚持儒家德礼为本的政治思想,既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要,也说明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统治地位已经难以撼动。杜恕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了汉代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值得肯定。在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上,杜恕不片面强调君的绝对主导地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君提出了种种行事准则,其核心就是要求君对臣民宽厚;在选举和司法等具体的政治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抑制君权的过度膨胀有一定积极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