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元素成为汉赋一大特色的原因

神话元素在汉赋中大量出现,成为汉赋的一大特色。这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神话题材运用创作手法的继承,体现了楚文化对汉赋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汉代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社会生活稳定,帝王为追求奢侈和长生不老的生活而倡导有关。此外,还与文人追求名利的自觉追求有关。     

从神话的演变看中国古代仁爱精神的内涵

为了推行仁爱思想,以史官和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先秦学者们开始了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力改造:以虚构远古历史宣扬以德治国、安民利民的仁政理想,以重塑神话人物树立天下为公、爱民如子的仁君典范,以善恶之争彰显天命无常、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于是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被重新编写,神话人物被重新塑造,神话阵营被重新划分,中国古代的原始神话在这里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出时代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仁爱精神的内涵.     

“虚实”产生及与《诗》《骚》创作关系论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虚实”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周易》和《老子》赋予其深刻的辩证思维,这些是先秦时期虚实产生的哲学根基,也为虚实在魏晋和唐宋的发展与演进奠定了基础。这期间虚实内涵的推进离不开先秦《诗》《骚》及散文创作的铺垫与实践。虚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核心的元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艺术创作手法,自古既有其萌芽,先秦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比兴、象征、具象等手法是其不自觉的运用。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艺虚实结合具有必然性。《诗》《骚》中的比兴、象征手法是后世“虚实”的“隐形”替代和早期“胚胎”。“虚实”产生前后与秦汉政论说理文及汉赋具有一定的关系。     

浅谈《淮南子》神话的仙话化

《淮南子》一书吸收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融会贯通而归于道,是西汉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论结晶,也是我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学术巨著。它记录并保存了大量上古神话及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并且自成体系。《淮南子》中神话的演变的状态,表现出＂混杂＂的特点,而神话仙话化是最主要的演变形态之一。     

中国神话研究误区探因

先秦时期的神话,是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多数学者或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神话的演变与艺术价值;或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类思维的产生与演进,进而研究神话的产生与发展。因而多强调先秦时期的神话历史化,而忽视战国时期的历史神话化,给人一种先秦时期只是对神话的破坏的误解。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作一分析,认为只有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神话论述,只有灵活地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材料,才能全面地理解中国神话。     

论汉赋对景物的客观描摹

汉赋对景物的描写多采用客观描摹的方式,也即带有客观再现景物的求实目的,这样的描写特点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景物的真实存在,但是也容易导致文本中思想和情感的缺乏.对景物的客观描摹在汉赋作品中多有表现,这种描写特点的出现既受到先秦文本的影响,也与汉代的时代背景有关联.在汉代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汉赋对景物客观描摹的描写特点已经淡化,但是仍能明显看出汉赋这种描写特点的痕迹.     

先秦神话中太阳性别研究

太阳神话是先秦神话的重要母题之一,在先秦神话中拟人化的太阳却不像后世阴阳五行思想下所说的属"阳性",从太阳神羲和的女性身份,太阳的动物形象金乌的女性身份以及太阳在人间的"代理人"女巫的女性身份,可以看出太阳在先秦神话中是一位女性。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夸父逐日"神话反映的是一种与太阳神结合的巫术仪式。     

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成因

汉代之所以为神话传播的黄金时代，其成因有：汉统治者为汉王朝取代秦王朝寻求理论依据．把宗教神学信仰和灾异说视为建立和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汉代小说的生成和发展，为神话传播提供了适当的土壤．神话借助于小说家书在汉代寻找到了新的传播媒介；汉赋的勃兴得力于以神话为文化特征的《楚辞》．反过来．汉赋对神话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择用又促使神话更加深入人心。     

古希腊神话的文明性与中国先秦神话的原始性

通过对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神话的叙事形式、神祗构形和发展路径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造成二者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相异性的原因,并不在于神话的种类或数量大小等方面,主要表现为古希腊神话的文明性和中国先秦神话的原始性。     

从神话的演变看中国古代仁爱精神的内涵

为了推行仁爱思想,以史官和儒、道两家为代表的先秦学者们开始了对远古神话传说的大力改造：以虚构远古历史宣扬以德治国、安民利民的仁政理想,以重塑神话人物树立天下为公、爱民如子的仁君典范,以善恶之争彰显天命无常、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念。于是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被重新编写,神话人物被重新塑造,神话阵营被重新划分,中国古代的原始神话在这里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出时代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仁爱精神的内涵。     

经学衰微与汉赋的文体升华

在汉代历史上，赋作为一种代表性体，虽然曾经长期充斥坛，但由于受到经学的制约，以散本大赋为主要体式的汉赋的学性状并未得到充分展露，而很大程度上沦落为经学话语的附庸。只是到了东汉中叶以后，伴随着经学的衰微，汉赋作为一种独立的主体，才开始真正走上学回归之路，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体升华。     

韩文对宋词影响研究

韩愈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其诗文对宋诗、宋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奇崛险怪称名于中唐诗坛,但其对宋词产生最大影响的诗歌,却以细婉轻柔、冲淡自然、率意真切的作品为主。与之相类,韩文中的临山摹水篇章、赠序类散文中的写景咏物部分、韩集中的笔墨游戏、戏谑诙谐之作以及韩文中凝练出来的成语习语等,都成为宋词着力取法的对象。从具体词人来看,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刘克庄等受韩愈影响最大。     

“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为诗”是中国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后世论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却惊奇地发现：“以为诗”并非始于韩愈,而是始于早韩愈40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为诗”,即以散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为诗”的运用,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贴近人心,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论汉都长安对汉赋兴盛的促进

汉赋作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汉都长安,作为汉代强大国力、昂扬奋进民族精神以及汉人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的载体,为汉赋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发面的强大支持,对汉赋的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

元结是唐代第一个大力“以文为诗”的作者,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大超过后来的韩愈。本文把元结的近百首诗分成三类,分析“以文为诗”在三类诗歌中的不同特色,进而把元结的“以文为诗”跟韩愈作比较,以突出元结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张含诗文初探

张含的诗歌,按其内容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诗史”诗;第二类是咏怀诗;第三类是寄赠诗;第四类是写景诗。张含有的文章关注社会,抨击黑暗;有的文章明白流畅、自然亲切;有的文章还具备庄列之风格。张含所作诗文自成特色,他应当在云南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略论宋濂的诗学观

宋濂论诗强调诗歌的伦理教化功能,认为诗、文在功能上一致,同为载道之具;诗歌要以得"性情之正"为标准,反对师心自用,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作诗要五美俱备,在此基础上,诗人还要注重养气。     

祝尧的古赋论

祝尧所宗的古赋为有先秦两汉赋风的抒情赋。“祖骚宗汉”和“以情为本”构成了祝尧的古赋论,体现了他将诗教与情教、诗教与赋教合而为一的意图,反映了元代汉族知识分子既希望元代统治者推行儒教,同时又对受到统治者的冷落和歧视愤愤不平的两重心理。     

论杜牧“以才学为诗”

安史之乱后,盛唐诗风不复存在,大诗人杜甫开"诗世界",即开创"宋调"先声;中唐韩愈进行诗歌解构,颠覆盛唐诗已有的艺术规范;晚唐杜牧继承杜甫、韩愈开创的新诗风,并在诗歌创作中加以实践,成为了开"宋调"的另一位大诗人.宋人严羽概括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宋型诗要素在他诗歌创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现.其"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为:在诗中大量用典;在自己诗中加注;好在诗中用奇字僻词,化用经学语句.杜牧"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与其个性、家学、时代有着密切关系,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韩愈诗歌的创新

韩愈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人物，其成就不仅在于他积极动古文的革新，而且还在于他对诗歌的创新，韩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奇崛险怪”和“以文为诗”两个方面，前者主要由雄奇艰险的诗风和“陈言务去”的诗语构成，后者主要把古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引入诗歌创伤，把大量议论引入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