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清代江南漕运特点举述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由于江南地区地理条件、经济发达,在国家漕粮征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江南漕运,从机构设置,漕运水道,漕额漕赋以及其后的漕运河改海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这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总体经济状况。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论北宋汴河漕运制度

北宋汴河的漕运制度是健全的。漕船的运行以纲为编制单位,发运司共掌２００纲。纲船实行官、私船分运制。在正常的年份,汴河实行一年四运制,每年漕运的时间约有二百余日,冬日需关闭汴口。最重要的漕运制度是转般法,在它运行的百余年间,对汴河漕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北宋对汴河漕额的规定是较稳定的,基本保持在每年６００万石左右。有了这套健全的漕运制度,北宋才能维系其生存和发展     

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

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在封建社会晚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清代湖广是重要的有漕省区。由于清政府实施相对宽松的漕运和商业政策,以及漕运人员的非法商业活动等,因此,漕运促进了商品流通,并对清代城镇繁荣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嘉道之际的漕弊问题

漕政为历代政府所重视。清前中期大力整顿漕弊，成效斐然；但到嘉道时期，随着吏治的腐败，国家控制能力下降，漕弊渐生，包括官吏的贪污、旗丁的勒索与被勒索、对百姓的浮收等等。嘉道时期漕弊的存在，为清代的漕粮海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事实上成为中国漕运制度废除的理论前提。     

保漕与禳灾:明清时期南旺分水龙王庙的功能及影响

基于保障漕运的需要,明清两代河漕官员多次重修和祭祀南旺分水龙王庙。有明一代,汶上南旺一带水患频发,南旺分水龙王庙主要发挥了抵御水患、防洪护堤的职能。清代漕运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南旺分水龙王庙因而得到统治者更多的关注,成为河漕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和祭祀理念的重要场所。庙内供奉的龙神、宋礼、白英等神灵主要是为了满足明清国家保障漕运、平息水患等利益诉求,而关帝、观音、文昌、刘猛将军等神灵则体现了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禳灾、教化和祈福等方面的信仰需求。在明清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南旺分水龙王庙呈现出强烈官方性和正统性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     

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

嘉庆以后,漕运制度运作困难,各个环节失调,运达京师漕粮减少。从州县兑漕开始,千里运河漕运以及通仓交粮,自始至终都有旗丁的责任,而且各种漕运弊端多与旗丁牵连,所以朝野对于旗丁的非难随处可闻。在这些弊端中,旗丁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时人犹在庐山之中：就事论事,漕运中许多弊端确与旗丁纠葛不清,但是,旗丁毕竟只是具体运漕的丁夫,他们怎么能有如此能量兴风作浪,危害漕政,而执政者长期没有良策使之就范,其中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也许会有趋于合理的解释     

唐代河南漕路续论

唐代河南道黄河段漕路,是汉代已有通漕记载的古老漕路。其水道“湍悍”,三门底柱为航行最大障碍。唐代河南道段黄河承担漕运任务空前繁重,对航道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整治工程,留下可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裴耀卿、刘晏、李泌、李巽、裴休等为之做出过重要贡献。陕州是河南道黄河漕路的转运中心。唐朝最早于此设置地方运使。元和时运使停罢,并不表示陕州失去漕运的重要性。河南道两段漕路各有特点。     

漕控与清代地方社会秩序——以匡光文控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漕控,作为一种通过法律途径进行"闹漕"的重要形式,贯穿整个有清一代.围绕各种漕控案件,清代地方的官、绅、民展开频繁的利益纠葛与角色互动,"正当控漕"与"非法诬控"交织一起,成为官民之间维护私利的常见途径.漕控频发,问题的症结在于清代中后期漕政危机已经普遍地深入地方社会,浮收等积弊呈泛滥态势,而地方官所持有的办漕态度与执政理念往往直接决定漕控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漕控反映了漕粮征派对于绅民生活的深刻影响,并广泛地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因而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清代国家事务在地方社会的执行状态以及地方社会秩序格局的动向.本文选取了清代"匡光文控漕事件",进行典型案例的考察.     

清代河政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河弊——以江南河道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的设立,对江南地区的水道治理、工程修建、漕运事务具有重要的意义.江南河道总督不仅与两江总督存在着事务上的合作与协商,更有权力与利益上的冲突与博弈,其位置是否稳固与中央权力及地方权力是否保持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清政府虽专注于保漕,但缺乏对黄淮运进行系统与长期的规划与治理,加之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与河政官员的贪赃枉法,最终也没能改变河政走向衰败的命运.     

气候与漕运：《清口灵运碑》所见1626年的南旱北涝

历史上的气候与漕运问题值得关注,《清口灵运碑》记录了天启六年(1626)气候异常与通漕不畅的史实。该年南旱北涝导致黄强淮弱,洪泽湖无法蓄积足够的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及黄淮运交会处的淮安清口,漕船大量滞留积压。作为应对之策,治河没有采取工程量巨大的另开河道之策,而是在人为疏浚的同时采取了相对简便易行的求助神灵的办法,祈祷黄河水神金龙四大王减弱黄水以不侵淮,又祈祷淮河水神张将军增强淮水以御黄,希望清口故道畅通。祈祷后不久,恰巧大雨倾盆,旱情缓解,漕运通畅。事后为兑现所谓河神显灵的承诺,修庙立碑,奏加封号,这一过程促进了水神信仰的传播。黄淮运关系协调是漕运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神灵信仰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手段,尽管充斥着迷信荒诞的成分,但在灾害应对和河漕管理中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组织动员等作用,展现了传统时代治黄为保漕的国家治水理念。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金龙四大王崇拜

作为黄河和漕运的保护神,金龙四大王崇拜的兴起和明清国家的治黄保漕活动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是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金龙四大王崇拜尤为盛行.金龙四大王崇拜在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传播主要得益于明清国家及地方官员的推动.相比明代,清代苏北运河区域金龙四大王庙宇数量更多,分布也更加广泛.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在古代漕运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成果繁富。就现有成果来看,漕运的开创问题尚存分歧,而漕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漕运与政治军事、漕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存薄弱的课题点。漕运工程沿革研究在早期运河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仍需努力探索。     

清代转运天津截漕述论——以雍正二年转运至通州为例

清代,从东南地区运往北京、通州及边陲的漕粮时常由于漕船迟至、北运河不畅等原因被截留在天津,这些截留在天津的漕粮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行转运.记载转运天津截漕过程的史料很少,雍正初年曾任兵部侍郎的李绂在其文集<穆堂别稿>中留下了一篇日记,详细记载了雍正二年转运天津截漕至通州的全过程.     

论高拱的治漕方略——兼论与张居正的分歧

明嘉、隆时期,由于漕河淤塞,厉行海禁,无法保证京师及辽东军队所需漕粮的供给。为改变这一漕运废弛的局面,高拱执政后,提出疏通漕运,恢复海运,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治漕方略。这一治漕方略由于同张居正存在分歧,在隆庆后期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万历初元却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推行,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就此而言,高拱的治漕方略在隆万改革中具有开创之功。     

简析清代后期漕运制度的变化对直、鲁两省沿河地区社会的影响

清代后期，漕运制度伴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解体，从改制到最后废止。它对当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鲁两省）运河沿岸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巨大了的影响，拟对漕运制度的改制、废止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进行扼要的分析和评述。     

明清时期卫河漕运治理与灌溉水利开发

卫河发源于河南辉县苏门山百门泉,经新乡、内黄、临清入河,北达天津,是北方漕运通道的一条重要水源.明清时期,卫河水浅阻滞,有碍漕运,朝臣因此提出挽漳、引沁、辟丹三种水利建设方案,并加大卫河修浚力度.清代,国家先后制定“官三民一”、“官二民一”、暂闭民渠民闸等用水制度,最终确立了“漕运尤重于民田”的指导政策.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明代漕运与江南重赋

研究明代江南区域赋税问题不可以忽视漕运这个重要因素。在有明一代，漕运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密切相连，它给该地区所造成的影响是至大至深的，重赋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漕运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封建王朝调运物质的一种重要的运输方式，与陆路运输相比，漕运具有载量大、运输费用低等许多优点，尤其是在长距离运输中，能节省大量费用。明人丘浚日：“陆运以车，水运以舟，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港机陆运之费省什三四。”①基于此，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采用这一运输方式。尽管如此，在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的古代社会里，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