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运动中陈黻宸“六经皆史”论的泛化

在近代经史嬗变的过程中,陈黻宸肯定了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尊经重史”思路。在此基础上,为应对近代学术和社会的变迁,他以史为媒介,调和今古文之争;赋予史学“道德之权舆”的功能,以史代经,实现经学的道德教化功用。这一“六经皆史”论的泛化,不仅为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了思路,也丰富了“新史学”运动。     

浅析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历史作用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他这一学术思想,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迄今为止,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即“六经皆史”说是否是章学诚首创及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六经皆史”是章学诚的首创,这个史学思想既包含有积极因素,又有弊端,必须辩证、客观地评价。     

六经的意义与史学变革--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再认识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六经皆史”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不少史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歧见迭出。实际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学说是与他的史学变革理论官切相联的。“六经皆史”论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章学诚融通经史,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上的一致性;其次,章学诚从《春秋》中引发出“史义”的理论,从《周易》中引发出“变通”的思想,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核心和依据,并考察了《周礼》《尚书》所蕴涵的史学价值;第三,在史书体裁上,章学诚提出效法《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形式,打破后世史体僵化的局面,对新的综合体裁进行了探索。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史学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们以“事功”为出发点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在史学领域多有建树,对后世特别是明清学的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总结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有现实意义。本试图从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所坚持的历史进步论、呼吁史学体裁的变革及主张六经皆史、注重发挥义理的观史之法等方面加以论述。     

论乾嘉考据学的经史关系

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经入史的过程。考据话语首先在经学领域确立,并使经学产生了史学化倾向;之后经学向史学全面渗透,带动了考史之风的兴盛。学者们重新审视经史关系,进行了突破经史界线的努力,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提供了思想活动舞台     

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

常州庄氏之学开近世疑古之风。庄存与之学融通圣奥,以西汉董仲舒为宗,济以濂洛关闽之学与明代刘宗周一派的心学,在维护王权的思想中包含着变革精神;庄述祖传其学,本原六经,在考证中对经典作出了新的阐释,并开始怀疑经典的真实性;刘逢禄在怀疑《左氏春秋》之伪的同时,将今文释经的思想贯穿到诸经之中,动摇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魏源、王闿运承其学,经学疑古之思潮大兴,并开史学疑古一派;亦可知近代湘学、蜀学中尚今文之风皆源于常州之学,肇自庄氏,经凌曙辈传承而来。     

史学为中国文化托命之本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王朝国家组织及其政治统治思想,还是道德伦理意识,乃至哲学思想认知方面,都可见到与之相符的史学精神内涵,这些成为以史为鉴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心理结构要素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历史上的“国可灭,史不可灭”,至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龚自珍的“尊史论”以及可由此推演而出的“史外无学论”,皆可证史学影响于中国古代文化之深,乃至可以说,史学乃中国文化托命之本。     

经学与史学的互涉：经史关系之反思——以《春秋》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为例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门学问,两者关系密切,所以古人有“五经亦史”、“六经皆史”等经史同一的说法。但是,当经学和史学所遵循的准绳与求真的目的彼此相异,特别是当在求真过程中两者出现冲突甚至矛盾时,这种同一又如何可能？通过分析古人对（《春栅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可知,经史同一之所以可能,其关键在于经义和史义的互涉。正是在经义与史义的求真与相互推求中,两者才有可能得以融通。     

“六经皆史”究原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厚经薄史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重大创举。但是这种说法究竟能否成立？在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最根本“点就在于它们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即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章氏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①夏商周三代的“政典”都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同时以六经分别来说，则“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     

论近代初期我国普通中学历史课程设置

作为一门向后代进行教育的内容——历史课程在中国起源很早。魏晋南北朝以前。历史课程并不是单独设置,而是和文学、经学联系在一起,即所谓“文史不分”、“六经皆史”。魏晋以后,历史才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历史课程占有相当的份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当权者。亦特别重视历史课程。明朝规定,国史学必设“史学”课程。清代书院也规定学生需学“史学”,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然而,历史作为学校的一门课程,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从近代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开始的。具体说来,我国近代普通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首先涉及的就是洋务学堂和维新学堂的历史课程设置。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六经皆史”究原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在当时学术界普遍厚经薄史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重大创举。但是这种说法究竟能否成立?在它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思想动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最根本一点就在于它们是三代帝王的政教典章,也即当时社会的制度典籍。章氏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夏商周三代的“政典”都出自专掌文献典制的“史”之手。同时以六经分别来说,则“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太师,“春…     

程朱经学教育思想探析

本文指出，程朱经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内涵包括：罢去词赋文章之学，突出经学教育之宋学时代精神的重要性；“四书”教育；“六经”教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重视“四书”义理之学的教育；经学教育与理学教育相结合。并论述了程朱经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与材料别择——顾颉刚《三皇考》读后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产生于20世纪初西潮泛滥之际,其理论方法虽以实验主义为标榜,实际上则始终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的目标结论为预设。自由、独立观念渗透在学术之中,则有以百姓店铺流水账簿与六经正史意义等同的史料学出现,误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史料”,经史子集的源流等差亦全然泯灭,而史官遂尽失职守。《三皇考》作为顾颉刚1929-1936年间所作几种主要疑古著作之一,在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将此作番条分缕细的剖辨仍属必要。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章学诚史学思想分析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到章学诚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开始。他不仅提倡了“六经皆史”的理论,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     

试论章学诚的史学改革思想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史学理论专家,其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包含有较多的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主张“六经皆史”,倡言“史意”,推崇通史。史书编纂应力求“会通”、“详近略远”,创设新的史书体裁,立史官专传,区分史籍为“撰述”、“记注”两类,针对旧史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主张,成为其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掘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试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北宋朔学之经学体系与思想特征

北宋朔学以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刘安世等人为代表,除了突出的史学贡献外,他们在经学领域也颇有建树。朔学之经学著作涉及五经、四书、五子等类目,但在《周易》《中庸》及《孟子》方面成就突出;其经学思想所探讨的虚气说、中和论、人性论、格物论等学说,对理学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朔学在学术渊源上崇扬抑孟,治学宗旨注重经世实用,弱于义理探讨,治学路径强调学习修身,追求道德至善,体现出自身鲜明的学派特征。从整体上探究朔学之经学思想成果、体系和特征等问题,对进一步全面认识朔学成员的学术成就,深入理解朔学在宋代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王鸣盛的经史之学

王呜盛的学术,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归宿;言必有据而严守家法。经学方面,由于出奴入主之思想,影响创造性的发挥,故功力虽深,其成果则有限。史学方面,免受家法所束缚,其实学优点得以尽量发挥,在校订字句、评定人物、考证地理、辨明制度等项上都取得一些成就,终以史学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