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夏州政权建立前后的重要记录——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考释

《唐故延州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内容丰富,对研究夏州拓跋政权建立前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拓跋思恭在夏州节度使帐下做教练使时,志主“居左右前后”,反映出拓跋部建立夏州政权前,就已打破了地缘与血缘关系,吸收了大量的汉族人才;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拓跋思恭应诏“赴难”,志主以亲信随从,侍从顾问,传呼号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主仆的“君臣”关系,印证了《宋史·夏国传》“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的说法。     

民族因素与渤海政权的建立

在渤海政权建立的过程中,民族因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句丽文化特别是中原先进文化的强烈影响、契丹贵族发动的营州之乱、黑水靺鞨扩张势头的受挫、后突厥汗国崛起后对辽西走廊交通的控制,为渤海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并提供了机会。     

试论苏维埃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区别

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具体性质、任务、政权组成人员、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权的结构层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有一定的学术及理论价值，对《毛泽东思想概论》的教学也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论唃厮啰政权兴起之因

唃厮啰哕政权在北宋时期兴盛一时,尤其是其首都青唐城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要道和军事重镇,因此,研究唃厮啰政权在河湟兴起的原因,对于了解河湟地区在古代西北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仇池政权民族关系考述

两晋时期,中国历史呈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西晋末期以后,北方中原及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前、后赵国,前、后秦国,五凉政权的区域王国,以及最后一统中原各势力的北魏王朝等诸少数民族政权.其间,仇池地方政权虽地处陇南一隅,但存在时间却是百年之久,并且与上述诸政权均发生了或战或和的民族交往关系.本文以仇池政权为考察中心,从仇池的角度探索其与它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力图反映出仇池国丰富的民族关系.     

襄沔大族与三国政权

三国时期,襄沔地区处于南北各政权相争之地,襄沔大族也成为各政权竞相争夺的对象。从襄沔大族与三国政权的关系看,蜀汉政权中襄沔地区人士最为重要,曹魏次之,孙吴又次之。     

高句丽民族政权的文教政策初探

在高句丽民族和中原汉民族进行交往过程中．中原化从内容到方法都深深地影响着高句丽民族化教育的发展。结合本民族的地缘化特点，高句丽民族的教政策表现为：崇儒兴学、释道并兴、三教融合．并反映了高句丽民族化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官学和私学并行等特征。     

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转变

太平天国政权不能笼统地定为“农民政权”或“封建政权”。1853年定都南京前,太平天国颁布了反映农民阶级愿望的纲领性文件,并把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作为惟一的斗争目标,此时它属于农民政权。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将对清的矛头转向内部,为巩固与争夺最高领导权而相互残杀,个人与宗族利益至上,它转变为洪秀全家族的封建政权。     

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中美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互动及其比较研究

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教育并将之视为共同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决定了各国民族教育和国家政权之间互动关系的存在是必然的。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在明晰界说“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这两个概念为基本主线,分析了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并从互动过程、互动结果和互动前景等三个方面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了学理上的比较。     

汉士族与慕容氏政权

慕容氏政权前期 ,汉士族发挥着特殊、重大的作用 ,成为重要的权力阶层 ,分掌政务 ,使慕容氏政权呈现出强烈的汉化倾向 ,被认为是五胡十六国时少数部族汉化的代表。但是 ,纵观慕容氏政权始末 ,就会发现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性 ,使前后期的政权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庐州与杨吴政权

唐末杨行密趁乱占据庐州，并以庐州为基地向外拓展，最终夺取宣州、扬州，统一江淮。庐州是杨行密崛起之地，其集团主要成员也大多来自庐州。通过对杨行密庐州起兵，进军扬州、宣州，规取江淮州县及元从功臣的分析，主要讨论庐州在杨吴政权建立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内政与同盟关系述论——基于政权更替、政权类型及军事利益集团的视角

政权更替、政权类型以及与政权紧密相关的军事利益集团对结盟政策产生影响。政权更迭后执政者优先考虑的是政权的生存、安全及合法性,而同盟是迅速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一,两者存在互动。同盟承诺的成本影响同盟承诺的可信性,不同政权类型提供了对同盟承诺可信性的不同预期。军事利益集团通过提供较为清晰的本国、盟友及对手的军力实际情况与军力配置比较,通过军事利益集团内部与外部博弈、权衡,在结盟政策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苏区政权研究

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研究视角的下移使得苏区史研究呈现出由“泛化”转向“专化”的趋势,有关苏区政权的研究堪称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与往昔纠缠于红色政权思想理论、政权性质及其组织形式、选举制度与廉政建设等宏观性问题不一,县级,特别是乡、区级基层苏区政权问题成为时下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     

马超与蜀汉政权

马超的崛起从一个侧面证实着《隆中对策》的客观性,并与之相呼应。马超与曹操抗衡达四年之久,牵制着曹操的主力部队,为刘备取益州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马超投刘备,使成都免去了一场大灾难,对刘蜀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马超经营西凉与镇守阳平关,不但保卫了蜀国的北门不受侵害,而且为诸葛亮后来的北伐战争提供了民族关系方面的便利条件,堪称“一世之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主张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民主主义政权模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完善的过程。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到抗战胜利前夕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学说。     

通货膨胀与国民党政权的腐亡

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通货膨胀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通货的缓慢膨胀阶段；通货的恶性膨胀阶段和通货的崩溃阶段。造成国统区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四大家族的巧取豪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的、持续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国统区的经济，加深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程度，并促使它迅速走向崩溃。     

突厥政权和亲策略的演变

在突厥政权的兴起、扩张和发展进程中,一直重视和亲策略的运用.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政权的和亲策略演变,与政权的重大战略是一致的.而相应政权与突厥的和亲互动,对双方的发展进程影响都较突出.梳理突厥政权的和亲策略演变进程,有助于理解突厥政权的兴衰变化.     

马士英与弘光政权

马士英是南明弘光政权的关键人物.他耍尽阴谋促成福王朱由崧继统,成为定策第一文臣;其后他独揽大权,起用阉党余孽,打击东林党,浊乱朝政,导致了弘光朝廷的速亡.马士英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呼风唤雨的权臣,与明末混乱政局、史可法的失策及弘光帝的昏庸有很大关系.     

儒学与汉初政权的谨慎结合

孔子周游列国及儒学发展的初期,儒学并不被统治阶层所接受,秦国统一天下后,儒学更是遭遇了其发展的最低点。汉初儒家信奉者与统治者互相看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用儒家学说说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逐渐乐于用儒家学说来作为统治之术。儒学与政权相结合,逐步成为王朝的统治理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主张

列宁在《论两个政权》一文中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为实现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任务,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权主张又必然要受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革命任务等诸因素的制约。纵观第二次国共合作从酝酿到形成、发展的前后十几年中,为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多次调整了自己的政权主张,有力地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