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定诗群”创作特征初探

"新保定诗群"是近两年兴起于保定的一个本土性诗歌群体,初步探讨"新保定诗群"的总体特征尤其是本土性特征,发掘诗人独具魅力的创作个性与其相互映现所呈现的诗歌多维映现,通过诗歌不同的经验层级来看诗群整体发展态势。     

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论董其昌馆课诗的两种风格

董其昌是晚明最负盛名的书画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就。他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期间创作的馆课诗,虽沾染有歌功颂德的典丽之气,但整体上表现为慷慨任气与雅正平和两种风格,部分诗篇的风骨气象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不遑多让。探究董其昌创作的馆课诗,不仅有助于了解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对研究他早年的心境也大有裨益。     

“桃花诗”与《桃花扇》——论孔尚任的“桃花诗”及其与《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孔尚任一生挚爱桃花。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桃花激发了孔尚任的创作动机,伴随了《桃花扇》的创作历程,《桃花扇》和“桃花诗”共同成为孔尚任晚年的感情寄托。孔尚任众多的桃花诗作以及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激发并促成了《桃花扇》的最终完成。     

宋祁“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与宋初“士大夫之词”

李清照追溯歌词发展历史,以为自唐至北宋“涵养百馀年”,均呈“乐府声诗并著”局面。她批评“宋子京兄弟”,“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考宋祁创作,有声诗,亦有“乐府”。宋祁是仁宗朝雅乐建设的骨干,他“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正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士大夫之词”创作的典型表现,也反映出“旧声”、“新声”竞相发展的态势。     

“诗言志”与“诗缘情”——古文论笔札之三

《尧典》中“诗言志”的命题,应当是战国史官对前代观点和理论命题的追记。“诗言志”说中的“志”,其原初内涵应包括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后来,受“政教”观念的影响,才每每被解释为与“政教”相关、并符合其要求的思想或情感。“诗缘情”从“诗言志”而来,二者相客而非时立关系。但是,也不能认为“诗缘情”等于“诗言志”。“诗缘情”说既让人们重新看到了“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更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使文学的“情感性”特征得到了明确。     

从“散文的美”到“文字的画”——论艾青的诗美建构及其探索实践

与新月诗人一样,艾青对于现代新诗的诗美建构贡献巨大。他以诗的散文美建设为契机,为新诗带来亲切、自然、生动、新鲜的口语美的个性化语言;也带来错落有致、交互变化样态的具有真正的非格律化倾向与自由化倾向的自由诗旨趣的诗的散文美。他的绘画经历及其艺术家主体修养,使他给新诗带来色彩的美、意象的美、意境的美,把古典诗歌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创造机趣赋予了新诗,从而使他的新诗达至文字的画的境界。在这些诗美探索的基点与高点上,艾青创作出了如《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和《我爱这土地》等具有了精工品格的自由体诗,把胡适、郭沫若以来的自由体推向了成熟,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     

唐代宫怨诗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创作风格

本文通过对唐代宫怨诗的综述,指出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内在含义,并针对这种诗歌创作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旨在进一步弘扬我国的传统诗词文化,为广大诗词研究学者提供更多的参考素材和帮助。     

沉思性·议论化·隐喻化——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语言探索与诗美追求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美探索与建构实践,主要集中在对于现代诗歌语言的革新与创造上。这种革新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诗歌中的叙述、描写性语言减少,沉思性语言大量增加;二是诗歌中的直白、科学性语言减少,矛盾修辞格、隐喻、通感、反讽等修辞性、感受性语言大量增加;三是蓄意制造文字的新奇与陌生化组合,探索现代诗句构、诗行构成的新法则,诗歌语言张力美效果凸显。当该派诗人以直观感性的、隐喻反讽的"新的感性"和象征性"艺术"语言改变着初期新诗语言直白化的弊端时,便创造了一套能够表现现代人复杂幽微意蕴与感受的诗歌语言体系。由于诗歌中象征性、隐喻性语言变多,陌生性语言增加,其晦涩与"现代化"的诗风由此形成,从而极大地丰富与提升了现代诗歌的艺术品格与美学品味。     

诗艺、诗人与诗教——重回贺拉斯“寓教于乐”的语境

贺拉斯的《诗艺》又名《致皮索父子的信》,是贺拉斯应皮索请求教其子作诗而作的回信。《诗艺》既是文艺批评著作,又是古罗马的政治语境和文学秩序的产物,还是古典诗教的遗绪。贺拉斯认可的“理想诗人”兼顾天资与技艺,从苏格拉底的文章中学习“睿智”,能够结合快乐与益处。这些论述都体现出《诗艺》作为“教育之书”的特征。贺拉斯在论“诗人”的中间部分,追溯了古代的诗人,将他的教诲置于古典诗教传统之中。回到语境中重新认识贺拉斯的诗学观念,思考古典的诗教传统,对我们当今的美育有所启发。     

试论“雅”对陆机“诗缘情”的规范

陆机诗文的"情"是由"雅"来规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本的一己深情。"诗缘情"理论的关键在于诗人的情感是否是自己自发的情感。     

酒诗中的“畅饮”与“狂饮”——中西方酒文化对比探析

酒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文化,与浪漫主义诗歌的结合形成的狭义文化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而结合的产物——酒诗有着丰富的含义。喝酒能使人快乐,通过对比酒诗中"畅饮"与"狂饮"来探讨中西方酒文化的不同,也促进了跨文化交际。     

“泪波直注海东头”——陈宝琛诗《感春》评析

福建文化名人陈宝琛里居期间 ,听到“甲午”战败 ,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消息 ,悲愤难抑 ,写下著名的《感春》四律。本文试作剖析 ,以管见诗人的爱国情怀与诗歌艺术特色。     

论广西“凹地”诗人群的诗学理念

作为广西地域诗人群体的一个代表,"凹地"诗人群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且形成一种憧憬原生态的质朴生活情怀,一种秉持卑微的创作姿态和努力还原本真生活的创作理想,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诗学理论。对于该问题的探究和分析,无论是对"凹地"诗人群,还是当代地域性诗人群体,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谈苏轼的“以诗为词”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是豪放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词作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词论上,苏轼提出了“以诗为词”的革新主张,并以此作为其创作的基点。自北宋中后期开始,文人对“以诗为词”可说是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毁誉互参,许多评论家都有精辟的论述。苏轼的“以诗为词”在他的词作上也有体现,创作了一些既有婉约派的特点又更具豪放派特点的词,在词的音律、内容、形式方面都作了创新,突破了以往词创作的束缚,开创了一代词风,为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诗可以怨”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现代阐释

“诗可以怨”这一中国诗学理论,由最初的诗歌功能论到最后的创作论,在其流变的过程中,历代诗人学者有诸多论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渐趋深入、系统。     

唐代闺怨诗之“代言”的丰富开放性空间

唐代的"闺怨诗"以"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与"以悲为美"的感情基调而闻名。男子借诗言志,"代言"就是言志的一种表现方式。"代言"以闺妇的情感遭遇隐寓自己的政治遭遇,带有委婉的功利性目的,但闺怨诗本身也直接带给我们精神的愉悦。男子"代言"的"双性人格"所形成的一种特质成就了闺怨诗其幽微要眇的丰富之潜能。闺怨诗"代言体"的传播、发展与探究,为我们古代文学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开放性的发展空间。     

“棱汁”：方东树诗法论的重要范畴

"棱汁"是方东树用来概括诗法之妙的一个很独特的范畴.所谓"棱汁",概括了由叙、写、议三法交织错综与次序变化而呈示出来的文法特点与审美效果.方东树以"棱汁"为诗法的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性灵”说与诗法论——论袁枚诗学的综合向度

袁枚是激进主义诗论家,又是深知创作甘苦的诗人。所以他的"性灵"诗学一方面讲究性情、灵机和天分,另一方面还要求博雅,广泛汲取前人艺术经验,对音节、体格等艺术法度也颇有讲究。融会"性灵"说和诗法论使袁枚诗学呈现出复杂性与矛盾性,也使他异于明代公安派而呈现出清代诗学特有的综合性特征。应从"性灵"说与诗法论的矛盾与综合角度对袁枚诗学作全面理解。     

老子“自然”思想对魏晋山水题材诗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玄学,由老子＂自然＂思想产生并发展而来。此时的玄学家将老子＂自然＂的最初本意内化,形成自身的主观精神;同时也将其外化,在这一审美思想的统摄下,玄学＂贵无＂派和＂崇有＂派的大量山水诗歌达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