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袁氏卧雪庐藏书考

本文引用诸家书目、藏书题跋，对近代湘潭藏书家藏书特点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再现了袁氏双卧雪庐在藏书史上的辉煌。一、袁藏多精品，时人有“东南文献精华尽在于斯”之叹。二、袁氏精版本学，重宋元旧版，因而多书史、版本史上有价值、有代表性的藏书。三、袁藏方面广、质量高，“其盛为（有清）二百年所未有”。     

“大一统”视野下的袁世凯祀孔及其困局

以往学界讨论袁世凯祀孔多从其个人称帝与信仰危机的角度出发,若从“大一统”的视角进行观察,可呈现其新的历史面相。袁氏当国伊始,在争议声中将北京孔庙祀孔典礼纳入国家礼制,使之成为新“大一统”体制的重要一环。1914年9月28日,袁氏亲临孔庙,行礼如仪,场景肃然有序。袁氏祀孔虽有维系传统礼俗之名,但重在彰显其独掌国家治理大权的正统性、权威性与“治教合一”方略。由于袁氏在祀孔问题上始终回避民主共和理念,因而受到宗教界、国民党与新知识人的质疑与批判。其祀孔典礼虽连年举行,但终究无助于政治文明的进步。如何建设过渡时代的“大一统”体制,成为需要解决的国家治理制度问题。     

王西京 人物画大手笔

近代国手黄宾虹,九十高龄曾在自己画作上留有这样的题句：“宋画刻划,元人空虚,千变万化,先由写实”,“论者谓,华新罗求脱太早,未免粗疏之诮。兹凝范华原意,以川蜀山水写之”。宾虹老人在总结前辈得失同时,也是在总结自己：“千变万化,先由写实”,不仅在中国,古今大家如此,在西方,从古希腊到20世纪,直到现代绘画先锋：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蒙得里安以至怪杰达利,谁都不排斥这个定律,走着“千变万化,先有写实”之路。     

“护国一支笔”李曰垓

“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这是1915年讨袁护国战争中广为天下传诵的《讨袁檄文》中的名句。这篇檄文文辞犀利、气势宏大,为文悲壮苍凉,历数袁世凯的19条罪状,其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不让的种种罪过,令“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时人评“此檄堪比之陈琳之檄、出师之表焉”。     

海上学府旧闻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上海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海上众多知名学府在近代教育界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谈到近代上海的教育,就不能不说格致。作为中国最早引入近代教育模式的学校,格致的影响是深远的。1874年,就职于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工作的传教士傅兰雅和中国人徐寿深感翻译人才的缺乏,向李鸿章建议设立学校。李采纳其建议,于1874年在北海路建立了一所学校,时称格致书院。1876年,书院正式开学,教授西方的“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和英语。1900年,书院一度停办,1907年纳入租界工部局管辖,定名为“公部局立格致中学”,今天,格致中学     

清末维新运动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由于这场运动的发生,封建藏书楼逐步变为近代图书馆,其职能由保存国粹变为启迪民智,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和管理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兹分别论述如下。一、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和介绍为建立公共图书馆打下了基础早期改良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状况了解得较多,他们深深懂得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于是纷纷著书立说,强调“强国必先治学,治学必创书楼。”较出名的有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     

近代中西传播价值取向的差异及生成原因

中西新闻传播不同的价值取向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是近代“西风东渐”的结果。中国近代报刊从编辑、经营到发行都几乎全面模仿西方。但是中国的媒介功用与西方却并未协同一致,中国媒介追求价值观念的传输,在西方媒介则主要追求新闻信息的传播。中国近代报纸从诞生之     

论段祺瑞三定共和

民国初年有这样的说法:段祺瑞(1865—1936)有“三定共和之功,一匡天下之志。”“三定共和”指的是1912年初他领衔通电赞同共和;1915年5月,反对袁氏帝制自为、维护共和;1917年7月率先讨逆,恢复共和。“一匡天下”说的是他在1917年秋实行武力统一     

继往开来再造辉煌──纪念湖南图书馆九十华诞暨新馆开放十周年

继往开来再造辉煌──纪念湖南图书馆九十华诞暨新馆开放十周年湖南图书馆馆长常书智湖南图书馆──中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自一九０四年三月诞生至今已经九十年了。这是历尽沧桑、饱经风霜的九十年，也是采天地精华，聚学术瑰宝，插智慧之种，育济世英...     

民国三大书局的教科书之争

中国近代出版业兴起于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初为一家印刷工厂,其能“做大做强”,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半个多世纪来一直称雄于出版界,应归功于教科书的出版。商务印书馆董事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说:“商务发财主要是靠教科书。”1904年,由张元济组织编制的《最新教科书》陆续出版,成为清末影响最大的一套教科书,“一、此书既出,其它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供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     

最早介绍马克思恐非胡贻谷

中国人何时知道马克思,建国后经过一些人努力,已将时间推到1899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作意译颉德《社会进化》一书,以《大同学》名,刊于《万国公报》第121—124册。1987年9月16日陈铨亚在《光明日报·史学》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一文,否定1899年说,说首功应归于胡贻谷翻译《泰西民法志》(说是1898年夏出版)。虽然从陈的文章看,其论据是极软弱无力,但周尚文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人民,1991年)已将之变为肯定的叙述。《中国出版》创刊时开始连载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大事记,在1991年第6期上说;1898年,“广学会出版英人克卡朴《泰西民法志》,原书名即《社会主义史》。这是在近代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本书。”依该大事记体例,也是根据这篇文章。三人成虎、曾参杀人,所以值得将其指出。陈的文章说:     

近代白话报刊的产生及意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称胡适是“首举义旗”的白话文运动“急先锋”。但是,白话文的胜利并非胡适等人振臂一呼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文学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胡适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以及《四十自述》等文中屡屡提及近代白话文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白话文的提倡,不过是这种运动的继续发展。     

翻身

在中国近代史上,“翻身”不仅仅是革命者的一个口号．更大程度上体现着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底层劳动人民的革命旨向和呼声,一个时期,它几乎成了革命的同意语。而将这种追求最终变为现实,是几代人的愿望,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必然。     

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图书馆

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中国首先是由外国教会团体和个人兴办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耶稣会士也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重新进入中国。1842年他们在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徐家汇建立了总院,“藏书楼之雏形,亦于是时有其轮廓”。1849年上海西侨社会成立了一个“书会”,1851年成立了以后被称作“工部局公众图书馆”。1871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博物馆路建造了其研究东半球文化学术机构——上海文理学会的会所,“里面有     

怀念《笔记丛刊》

《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于1960年12月印行3100册,列作《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一。书前影印了董必武同志的题辞,全文如下: “题世载堂杂忆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灸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     

《中国图书分类法》在台湾省的发展和应用

我国近代由于《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传入,出现了“仿杜”、“改杜”、“补杜”等分类法不下三十多种,其中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是较重要的一种。它是1925年刘国钧先生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编制的,1929年改订出版,又于1936年增订再版.在初版自序里刘先生指出;“本法题曰中国图书分类法,盖为我国之图书作也。我国图书馆中由来有所谓新旧籍之分,其不当于事情,论之者已众,而本法编制之始即祛     

我们不要皇帝

九十年前的辛亥革命 ,将最后一个封建皇帝从龙椅上拉了下来。九十年过去了 ,皇帝的幽灵似乎还在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游荡。打开电视机 ,看看我们的影视剧 ,演了皇帝演皇后 ,演了皇后演妃子 ,演了妃子演太监……父父子子 ,君君臣臣 ,正史、别传、演义、戏说 ,无穷无尽。到书店里看看 ,有关皇帝、皇宫题材的图书版本多样 ,且花样翻新 ,有的鸿篇巨制 ,装帧之精美华贵 ,几可称“极”矣。这些“剧” ,这些“书” ,仅仅从艺术上看 ,也有一些精品。其中的一些艺术形象也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然而 ,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内容不健康的作品 ,…     

从《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看皖省藏书楼进步性

二十世纪初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旧式的藏书楼开始向新式的近代公共图书馆转型。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藏书楼孕育出近代图书馆,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认为皖省藏书楼是中国第一个公共藏书楼。文章以皖省藏书楼成立之初颁布的《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为据,从办馆宗旨、藏书建设、经费及人员等方面来验证皖省藏书楼的公有性质,并得出皖省藏书楼是我国较早出现的近代意义上的公共藏书楼之结论。     

寻觅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轨迹──读《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近代中国翻译文学的衍生，较之自然科学翻译和社会科学翻译，可谓是姗姗来迟。尽管这是一束“迟开的玫瑰”，但其来势之迅猛，数量之空前，局面之繁荣，影响之深远，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曾给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功不可没的近代翻译文学，多年来却乏人对其进行系统和专门的研究，此类的专著也非常少，使这门与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比较文学史及中国翻译史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不够深入系统。可以想见，当我们读到郭延礼先生的专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时…     

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开创者雷光宇生平事迹考

1903年创办的常德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以“图书馆”命名的公共图书馆，但是由于存在时间不长，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究其原因是对于创办者雷光宇的情况大多语焉不详，甚至张冠李戴。本文详细考证雷光宇生平，记述其在图书馆事业的开创之功，兼及其经历、交游与著述，将其放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观察和研究，揭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开创者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