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外交”语境下中央、地方、国民互动关系研究——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华盛顿会议,因关系中国甚巨,备受中央、地方、国民的关注。北京政府会前积极准备,邀请南方政府代表参加以示一致对外;国人则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作为国民一致对外的总机关。华会期间,因内政外交的纠缠,南北民众在对待北京政府与南方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南方政府借机攻击北京政府,否认其对内对外的合法性,并力求各国承认。三者博弈后,北京政府权威虽被质疑,但仍为外交主体,也得到了至少是北京民众的谅解;南方政府华会初期、中期,尽管颇受舆论攻击,但因其态度较为强硬,还是赢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国民外交团体视线随之转向内政。     

近代中国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收回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建立了领事裁判权制度.领事裁判权在西方列强所掠取的各种权益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保障列强各种特权的基础.在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危害后,废除领事裁判权制度一直是近代中国废约运动的中心内容.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在民间废约运动的推动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自巴黎和会到太平洋战争,终于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要真正成为独立强国,还须长期的努力和奋斗.     

退款与兴学：民初北京政府与教育界关于退还庚款用途的争论

民初政局动荡,教育经费奇缺。列强各国有意退还庚款消息传出以后,教育界即意图根据美国退还庚款用于教育的先例督促政府以各国退还庚款专门用于办学,北京政府方面则因财政困难意欲将退还庚款用于其他用途,而列强各国对于退还庚款用途也举棋不定。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为代表的教育界将列强迟迟不退还庚款的原因归咎于政府不肯将其用于兴学,由此引起了北京政府与教育界之间关于退还庚款用途的争论。     

试析北伐前期美国对南方革命政府的政策演变

1917-1927年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风云变幻,美国在对待南方革命政府的态度上是很微妙的,因此,希望中国国内政局稳定,并且不被其他列强所独占,推行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当南方革命政府建立后,美国认为它妨碍了中国的安定,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故对南方政府持有敌视态度,在外交上只承认北京政府。当南方革命政府在军事上的胜利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迫使美国修订其对华政策,放弃了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列强一致原则,率先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从而取得了外交上的对华优势。     

简论北京政府时期中比条约的废止

以往学术界研究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多将关注焦点放在顾维钧与英、苏等大国的修约交涉上,普遍认为其修约外交是手段软弱且收效甚微的.事实上如果纵观该时期的外交全过程,会发现通过顾维钧为代表的民国外交家们的努力,该时期的外交取得过多项重大成果,从而为中国外交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就是其中一例,拟对中比条约的废止过程展开论述,以期从另一侧面探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特点并给予其更为客观的评论.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研究综述

北京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政府,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学界对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关注多集中在中前期,对其末期修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论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

"以夷制夷"外交是清廷在同西方列强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项外交策略,这项策略被清政府多次运用,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一外交策略被全面实践,但是由于晚清缺乏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后盾,以及"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等条款的存在,西方列强在侵华问题上形成默契,勾结在一起共同向清廷施压,攫取在华利益,致使晚清意图利用列强抵制日本从而达到外交目的,然而外交策略带给中国的却是国家利益的极大损失。     

论军阀政府的民族主义国家观--以"临城劫车案"处理为例

“临城劫车案“为民国第一大案,北京政府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基于政府的体面,采取剿抚结合的措施,使外侨顺利出险,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化。在列强企图共管中国铁路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有理有节,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在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北京政府从主观上讲,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也碍于全国人民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民族情绪,对临城劫车案性质的判定是符合实际的,拒绝了帝国主义实施治外法权以及其他无理要求,客观上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基本利益。     

北京知识界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19～1924)

作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不仅在中苏(俄)两国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北京政府所取得的主要外交成就之一.同时,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该外交协定又有其鲜明的特色--它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有相当关系.特别是在谈判所在地--北京这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活动中心,以大学教授、学生、学者、报人等组成的强大舆论力量,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家形成了巨大压力.     

晚清条约外交的现代性

19世纪,西方国家在不断竞争和妥协的实践中冲破了教皇外交的束缚,确立了以条约外交为代表的近代外交体系。伴随着中外接触的渐趋频繁,清代传统的藩属体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逐渐瓦解,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艰难转型。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南北洋通商大臣,从使领制度到外务部,在制度变迁的同时国人对近代外交的制度、规则和理念持续而理性地思考着。     

关税特别会议的议事范围及其突破

华盛顿九国条约规定的关税特别会议的议事范围不包括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问题在内。会后,北洋政府为关税会议作准备而发起召开的关税研究会对“税权”问题的讨论,虽已含有突破华会条约所定议事范围的趋势,但北洋政府本身却无法实现这一突破,它需要一种外在的力量加以促成。正在国人为关税会议的前途担忧之际,五卅运动爆发。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兴起,一是各界对扩充关税会议议事范围的要求,正是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关税会议的议事范围突破了华会条约的限制。     

华盛顿会议期间英国对华政策的新走向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在不妨碍其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支持中国收回部分权利，如促使中日解决山东问题，在租借地等问题上的让步，表明英国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即通过《四国条约》替代英日同盟，利用美国制衡日本，来维护自己在华的利益。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对华政策研究

巴黎和会上,美国为了实现其国联梦想,以"山东问题"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支持,致使中美关系迅速滑坡。华盛顿会议上,为了压制日本独占中国,美国采取了援华抑日的政策,中美关系升温。国家利益是美国立场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因素。     

华盛顿会议中的山东问题

因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拒绝和约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在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中、日双方最终签订条约,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收回山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美、英两国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又回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的局面,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人视域中的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政局的演进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国人对其提出了种种的猜想，这些看似纷纭的言论正体现了民族的觉醒，体现了处于进步阶段的中国人民的深刻洞察力和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自觉意识。而会议的结果又使人们大失所望，此后，中国政坛上演的许多大事件如走上联俄的道路、国共两党的合作、用革命手段改造国家等都有华盛顿会议的影响因素。     

晚清参与1899年海牙保和会始末

1899年清政府派团参加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次保和会,会后决定批准海牙公约中的三约。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清政府未完成批准条约的工作,直至1904年才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并批准第一次保和会三约。海牙保和会之参与,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滥觞,并推动了中国红十字人道主义事业的发展。     

略议北洋政府时期的关款存放问题

关款保管权丧失于辛亥革命时期，但这一问题在北洋政府时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搁置了关款问题的讨论。192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是一次讨论和解决中国关税问题的重要会议，但关款问题没有被列入讨论范围，只有陈光甫、马寅初等极少数会外人士予以关注。     

第一次徐州会议与北洋政局

1916年6月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嘱托、倪嗣冲的鼓动和部属的劝说,张勋邀请南京会议代表至徐州召开徐州会议,目的在于缓解袁世凯的退位压力。但随着袁世凯的猝死,会议宗旨随之改为固结北洋团体,拟定十条要纲。此次会议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张勋与徐州的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复辟问题渐趋公开化,北洋政局由此进入了集体领导时期。     

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条约》主力舰吨位比例考

迄今为止,国内几乎所有的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教材都明确记载:华盛顿会议《五国海军条约》确定的美英日法意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但根据条约规定的五国主力舰吨位的具体数字计算,却只能得出5:5:3:1.67:1.67或者5.25:5.25:3.15:1.75:1.75。这与前面那个比例关系显然是不同的。查相关原始档案等资料,发现在《五国海军条约》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出现有关比例的明确表述。5:5:3:1.75:1.75只是美国有关人士在会议初期的一种设想,但在后来达成的协议中,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却超过了原来设想的限额,这个微妙变化最终使五国主力舰吨位固定在5:5:3:1.67:1.67或者5.25:5.25:3.15:1.75:1.75的比例关系上。可惜,对于这个变化,当时的一些新闻媒体并未理会,仍旧以5:5:3:1.75:1.75的比例关系加以报道,这对后来有关华盛顿会议的历史研究起了一定误导作用,中文著作关于五国主力舰吨位比例关系的错误记载,即根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