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粱传》。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东汉班氏三兄妹:班固、班超、班昭。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即苏氏三父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粱传》。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东汉班氏三兄妹:班固、班超、班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柳宗元的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 即苏氏三父子。南宋四家:杨万里、尤袤、范成大、陆游。元曲四大家:关…     

《春秋》三传

【作者】《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部编年体史书的合称,均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相传三部书的作者分别为左丘明、羊高、毂梁傲。     

说三道四

春秋三传:《春秋》是由孔子编定的,被称为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就是关于《春秋》的三部解经之作,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建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初唐四杰: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叶梦得《春秋》类著述考论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颇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名人，一生著述丰富。其中《春秋》类著述有5种，90卷。现尚存3种，58卷，即《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除《春秋传》保存完好外，其余两书均是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三部《春秋》著作自成系统，阐释体式新颖，内容宏富精深，颇有学术价值。     

论《左传》与“《春秋》笔法”之关系

《左传》以“君子日”的形式提出了“《春秋》五例”,即“《春秋》笔法”的内涵,开了学者研究此理论的先河。在考察孔子“笔削”《春秋》及《左传》传《春秋》之后,便能全面地认识“《春秋》笔法”属辞比事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系统,并能准确概括它的寓褒贬于一字之间的总体特征。     

《春秋》经文“皆左氏义长”说驳议——“火灾”经文的三传比较

《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孰优孰劣便成了讨论的话题。《四库全书总目》曾言:“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①左氏学家侯康表示赞同②,公羊家皮锡瑞③也表示赞同,似乎此说已为后世学者普遍接受。     

苏轼对“春秋三传”的比较研究

在对《春秋》三传的比较研究中,苏轼表现出了尚《左氏》而抑《公》、《谷》的思想倾向性,苏轼的文学家气质和求实的学风以及《左传》自身的特点是苏轼推崇《左传》的主客观原因。     

论《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

《春秋纬》对《春秋》经的阐释,主要集中在释成书、释星象灾异、析义理和疏经义四个方面,其间所存留的资料,可与《春秋》三传相补充,是汉代《春秋》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贾谊《新书》引《春秋》述略

通过贾谊对《左传》的引用可以看出贾谊在西汉《左传》学史中的重要性,证明前人关于贾谊传《左传》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由贾谊的《春秋》观和他对《春秋》之元的认识上,可以看出他对《公羊传》的熟悉程度。证明了在西汉初年,《春秋》三传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     

“十三经”

“十三经”即十三种书,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尊崇为经典的“必修读物”。它是由“六经”、“五经”、“九经”和“十二经”逐步增加而成的。孔子删定的“六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秦始皇焚书后,到汉朝收拾残余,亡佚了《乐经》,从此就只有“五经”。《礼》自汉代以后、所传凡三书,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经》也有秦以前三个人所作的“传”留下来,即《左氏传》、《公羊传》、《谷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愚公移山》“河阳”正解

《春秋》三传皆释“河阳”为地名。《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朝历代大都绘有“河阳”这一邑名，县名，府名。虽然“河阳”本义为“黄河北岸”，但春秋时早已凝固成专称性地名。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春秋》“阍弑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弑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略谈“北海”及其“海”

中师《课外阅读文选》(人教社1993年版)第一册编选的《苏武传》中有这样一句:“(单于)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对句中的“北海”一词,教材注曰:“在匈奴的边境,即现在的贝加尔湖。”这个注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撇开《苏武传》这个具体的环境,说“北海”就是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就不一定正确了。其实,在我国古代,“北海”一词的含义是因时而异的。在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