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甫《九日》诗中的竹叶

杜甫的《九日》,是一首七言律诗,主要讲述了杜甫重阳登高的感慨,由因病戒酒,对花发慨,黑猿哀啼,白雁南来,引出思念故乡、忆想弟妹的情怀,进而表现遭逢战乱、衰老催人的感伤的这样一首诗歌。其中的"竹叶"应注解为竹叶曲。     

论陶渊明诗对初盛唐时期九月九日诗的影响

唐朝时期以九月九日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众多,仅《全唐诗》中就达300首以上。这些作品对陶渊明典故的接受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增加了诗歌的深度,又促进了佳作的产生。就创作场景而言,九月九日诗可以大致分为私人吟咏和宴会唱和两种类型。初唐时期九月九日应制诗中,陶渊明典故出现的频率较少,这与陶渊明诗歌与故事的消极基调有很大关系。私人作诗方面,崔国辅的《九日》出现了登高和菊的内容,并且也言及了陶渊明,说明陶渊明的故事已深入人心。在典故运用方面,唐代九月九日诗中经常出现的“东篱酒”“菊酒”等因素就是源自于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对陶渊明个人形象的接受上,进入唐代之后发生了从呼为陶征士的隐者和田园诗人形象,到称呼为彭泽令的变化,被描写成即使是担任官职,也要守住精神净土的人物。而在唐代九月九日诗,“陶渊明”这一形象常被用来比喻赠答的对方或作者自己,用以形容其志趣。     

"砧"与中国古代捣衣诗及思妇诗

"砧"是中国古代一种简单的捣衣工具,由捣衣活动而兴起的捣衣诗基本上都是思妇诗,二者表现为二位一体的关系,形成"捣衣-思妇"诗."砧"是这种"捣衣--思妇"诗中的主体意象,从文本接受角度看,这一意象既有文化价值又有文学艺术价值.     

"民九"事变与二十年代贵州政局

"民九"事变是辛亥后新旧军阀之间派系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造成贵州上世纪20年代的政局更加波宕起伏.内外军阀或互相援引利用,或加入纷争,或假借自治对抗大军阀并粉饰军人专制政权.这种状况给贵州的近代历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加剧了贵州的落后.     

"一二·九"精神与当代大学生

"一二·九"精神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当代大学生承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最好纪念.     

元好问与"夫子删诗"公案

孔子删诗是文学史上的公案,历代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场思想交锋中诸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元好问无意参与论争,但并未缄口,而是从艺术本体、艺术传播、艺术感知出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谈杜甫诗中互文句法的运用及理解

杜甫一生情系国家、心想人民,用诗歌表达他对祖国强烈深沉的爱,对亲人的无限牵挂,对友人的深厚情谊,表现出他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杜诗语言凝炼,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非常善于在诗中使用互文句法,这对他表达丰富复杂的感情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     

"狂歌"、"诗史"、"诗中六经"--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其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我国诗歌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较多地将笔墨用在杜诗的政治作用和思想意识对唐宋时期的社会影响方面,认为杜诗经过了最初不被人重视到后来受到重视乃至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历史过程.     

再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件的主要因素

本文对"九·一八"事变研究中几个争论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最主要原因进行了新的论述和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满蒙"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国内和国际上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九言诗考

九言诗起源于汉代民间，最早的完整作品出现在翻译佛经偈颂中。此后六朝时期谢庄创立了以五行数制作郊庙歌辞的传统，这使九言诗由小传统进入了大传统，但其对古代诗歌的影响不大。到了元末以明本中峰禅师的《九言梅花诗》为发轫，九言诗在明清诗坛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诗九言体的讨论实际上可以看作中国文化数千年积淀的一种延续。     

杜甫《九成宫》浅论

《九成宫》是唐肃宗至德二年八月杜甫探亲途中所写的一首记行诗。它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真实反映了杜甫的内心世界、思想状况及价值取向 ,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极高的认识价值     

杜甫的闲适诗创作

闲适诗是指具有悠闲安适心理和审美特征的诗歌。通过对杜甫闲适诗的初步探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杜甫个人思想和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前人创作对其写作的影响,介绍了杜甫闲适诗的创作背景,从而为杜甫诗歌和闲适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杜甫《戏为六绝句》发覆

杜甫并不是完全肯定“四杰”,他在认同其中一些人富有才情同时,也指出了他们严重的不足,即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脱节。在这一点上,“今人”所犯的错误正与“四杰”相同;诗中的“龙文”、“虎脊”应该分别指老成雄健和辞采华美两种文章风格;在这组诗中,杜甫将“四杰”做为反例,谆谆教导“今人”应虚心学习,多方借鉴。     

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诗说

本文概说了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之诗旨。这组诗中一再申述了诗人卜居归隐的意愿。文章依据组诗的有关诗句，再结合其它资料，说明了生计艰难、远祸藏身，特别是对君王和政局的失望，是杜甫决定弃官西行、卜居归隐的原因。杜甫虽已弃官，但关心国事仍一如既往，对安史之乱的尚未平定和日趋紧迫的吐蕃入侵，表现出极大忧虑。     

杜甫诗歌中的隐逸思想

旧有的隐逸文化和唐代特殊的隐逸风尚为杜甫的隐逸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引领着杜甫人生的主要方向,道家的隐逸情怀是辅助其思想成熟的工具。在其一生中,间接性的贯穿着隐逸思想,这种隐逸情怀调节了诗人困顿时的情绪。     

杜甫以赋入诗浅论

杜甫以赋入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杜诗吸收赋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二是杜甫直接利用赋的表现形式.第一方面包括三点内容:杜甫"胸中罗宇宙",其诗描写范围十分广阔;杜诗描写"穷形尽相";它的结构小中见大.第二方面表现在:杜甫利用赋的构思方式,应用赋创造的意象,直接利用赋的词汇.     

杜甫诗歌中的帝王形象

帝王形象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包括理想君主、抨击玄宗父子、品评武后和追忆开元盛世等几个方面。杜甫诗歌中塑造的帝王形象不是简单的人物描写,而是以其作为展现忠君思想的文学场域。     

“腹”与“肚”词义的断代演变

先秦以来,表示腹部、肚子意义的字有腹、肚等。腹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而肚最早见于西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肚字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加,但仍远远少于腹字出现的次数。现今肚已逐渐取代腹,表示腹部、肚子的意义。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继承老杜,开拓诗歌的阳刚之美

见其文而知其人,亦因人的气质决定人的诗文风格.人的内在性格或刚或柔,流于其诗文必也或刚或柔.韩愈文之雄伟气格,原于其猖狂恣肆的性格.因有猖狂恣肆之性,韩愈论诗亦主阳刚.韩愈于诗知变,故能启迪一代,领军一代.他不但近能变大历以来的"软体"诗风,亦能变六朝以来的阴柔为阳刚.变阴柔为阳刚者自杜甫始,尚不太明显;至韩愈学杜,有意识地变阴柔为阳刚,振兴一代诗坛.韩愈晚年,随着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其诗文融阴柔与阳刚为一体,达到更高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