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治理行为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框架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步入新阶段,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成为“十四五”时期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治理行为的形成和持续是关键所在。因此,本研究在对知识产权治理行为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框架,构建知识产权治理行为的形成机理模型,量化各因素对知识产权治理行为的影响强度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行为信念、结果期望、规范信念、自我效能和能控性变量对治理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控性对治理行为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2)治理意愿在认知行为控制与治理行为的形成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自我效能→治理意愿→治理行为”和“能控性→治理意愿→治理行为”的理论路径均被验证。研究结论对知识产权治理行为的形成机理做出了更加准确、深入的解释,为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提供参考和依据。     

数字治理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社会公众的微观条件过程

数字治理双向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为社会“赋权”,为政府“赋能”,同时也为现代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现有研究认为数字治理能够提升治理效能,但提升程度、过程和条件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235份问卷,实证了数字治理在社会公众这一微观层面影响治理效能的条件过程。结果表明：（1）数字治理对公民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均有正向影响,其中政治效能感也会正向影响政治参与;（2）公民微观视角下,数字治理对治理效能的直接效应不显著,需通过提高微观层面的公民政治效能感,进而改善政治参与来发生作用;（3）性别在政治参与正向影响治理效能的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男性效应高于女性,但全过程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提供了性别差异在数字政治参与中正在减弱的证据。由此建议政府坚持全过程民主理念,提高社会回应能力,把握性别政治参与在数字社会的机遇。     

中国低碳政策演进、阶段特征与治理模式变革

构建“双碳”政策体系、实现“双碳”目标,亟须对我国低碳政策发展脉络和治理模式变革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基于政策变迁理论,构筑“政策目标—政策主题—政策波动”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和政策计量方法对我国2000—2021年间颁布的1 743条低碳政策进行分析,总结低碳政策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演化路径,定量评价各政策主题在不同阶段的贡献度,并系统刻画我国低碳治理模式的变革。研究表明,低碳政策主题经历了由“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并重”到“节能减排”,再到“节能减排减污降碳协同”的低碳治理战略布局演变;低碳治理经历着探索式治理、运动式治理、多元式治理和适应式治理的模式变革历程,不同模式下约束力度和激励力度组合特征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差异。     

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基于演化特征与传导效应的双重视角

政策形态是智慧城市的核心要素，基于城市应用服务的智慧城市政策推动了城市技术创新。应用核密度估计与核函数分解，分析智慧城市引导型、支持型与均衡型政策的动态演化，明晰异质引导与协同溢出两个演化特征阶段，基于政策传导领域因素构建智慧城市政策推进城市技术创新的机理模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政策演化具有阶段差异，智慧城市政策能够促进城市技术创新且产生技术正向外溢；智慧城市物联网络基础设施结构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信息服务价值嵌入、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呈现正相关关系；智慧产业结构性竞争在信息服务价值嵌入与城市技术创新、智慧应用资源配置与城市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与实践参考价值。     

智慧城市：中国城市治理的新趋向

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的日益短缺导致城市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如何更好地对城市进行治理、维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智慧城市（smartcity）”概念被许多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所使用。本文对目前有关“智慧城市”的研究文献做了回顾综述,系统梳理并界定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分析了我国构建智慧城市的愿景、动力及保障,通过对比国内外推进智慧城市的具体战略计划及典型应用,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阐述了构建智慧城市的主要路径。     

基于SOP模型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式及评价体系研究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纷纷提出了建立“智慧城市”的战略目标,但在智慧城市治理模式上,缺乏全方位的研究.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智慧城市治理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构建了基于SOP(主体-对象-过程)的智慧城市治理模型,从两两作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各自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根据所构建的治理模型,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治理中的角色调适: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例

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广泛的社会动员、精准的贫困识别,以及“第一书记”扶贫分别具有运动式治理、技术性治理与嵌入式治理的特点。运动式治理能够在一定的时间限度内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国家引导注意力分配,为政策执行“造势”;技术性治理通过目标管理和数字生产向基层让渡发展空间,政策执行借助精准识别中的数字化信息“乘势”而动;嵌入式治理以关系嵌入和价值嵌入整合正式制度与社会规约,政策执行“顺势”而为。政策执行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场域,在治理实践的“组合”形态背后是国家角色的积极调整与主动回应,转型期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为国家角色的动态调适提供了弹性空间。国家角色调适的逻辑动因是宏观层面上国家与社会频繁地互动,中观层面上贫困治理的现实需求以及微观层面上政策的渐进执行。     

绿色创新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提升污染治理绩效是实现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现实依托。文章基于自主构建的“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专利申请”数据集,利用高维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研究了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与污染治理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绿色创新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的污染治理效应存在所有权异质性,国有企业子样本中的污染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企业知识治理、知识共享与员工创新行为——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与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知识治理有助于企业挖掘知识资源的价值,对知识共享以及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对336名企业员工的调查数据,本文从员工认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知识治理、知识共享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以及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知识治理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在知识治理与知识共享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知识共享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吸收能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但对知识共享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不仅对知识治理与知识共享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同时对我国企业的知识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治理的创新发展模式研究

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继数字城市、智能城市之后,城市信息化进入了智慧城市的高级发展阶段。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智慧治理的发展推动了传统的突击式、运动式的城市管理向多主体参与的、标准化、常态化城市治理格局转变。智慧城市背景下城市治理的创新模式是在城市公共信息平台支持下的,一种多部门协同管理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具有标准化的闭环运作流程的科学、高效、精准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推动了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城市治理生态:创新视角下的内涵与建构——以苏州纳米产业生态治理为例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治理权力向下转移和多元分享的过程,同时也是治理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的过程。建构"城市治理生态"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苏州纳米产业发展和区域治理的实践代表了这一治理趋向。充分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参与,能够实现不同主体之间正向外部性的聚合和放大,增强治理的动态开放性。权力下行后,行政部门转而关注市场和社会力量形成自组织的治理平台培育,以期实现治理要素的互补性匹配,进而共享治理成果。     

智慧城市政策试点效果评价——基于电子政务发展角度

[目的/意义]探索智慧城市政策试点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促进电子政务向智慧化方向迈进。[方法/过程]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收集244个地级市2011-2016年相关数据，构建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其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结果/结论]研究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对地方电子政务发展存在短期正向效应和长期负向效应；此外，上一年度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高低对本期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侪效应对地方电子政务发展具有显著且持续的积极作用；而公众因素对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却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把握智慧城市建设契机，基于城市发展状况，从政策组合、目标选择和经验学习等方面，激发电子政务发展潜能，提升创新治理能力。     

高管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董事会治理行为的非线性中介效应

创新绩效是衡量一个企业创新水平的有效标准，高管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是高管政治联系不是直接作用于创新绩效，而是借助于董事会治理行为。本文构建了“高管政治联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模型，对2009-2013年我国深市民营上市公司3065个有效观测值采用非线性检验方法验证董事会治理行为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政治联系和董事会治理行为呈非线性倒U型关系；董事会治理行为和创新绩效呈现非线性对数关系；在高管政治联系和创新绩效间董事会治理行为具有非线性中介作用。本文研究对民营企业完善创新机制、提升创新效率以及政府制定监控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智慧城市建设视角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论证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机制,利用陕西省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结合结构方程模型（SEM）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各维度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影响及多维度间“联合效应”与“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智慧环境、智慧人力资本和智慧经济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显著正向效应。②智慧经济在推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可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③存在经济拉动型、环境治理型、绿色发展型和创新驱动型等四条智慧城市建设路径可以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具体可归纳为产业升级推动式和环境规制拉动式。④在一定情形下智慧经济与智慧治理、智慧环境之间具有替代关系。本研究深化了现有智慧城市建设效应理论研究,并为以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导向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差异化的方案。     

数字经济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时空效应与机制检验

基于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本地及邻地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伴随地理距离增加,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呈现“由正转负”的阶段性变化,485千米为其有效溢出边界。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创新、产业集聚与外资流入均可正向中介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并且在机制变量的调节下,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效应还存在梯度增强过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城市区位、城市规模和城市性质层面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我国数字城市治理成熟度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我国数字城市治理成熟度体系,同时结合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数字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处于不同成熟度阶段的四类地区并找出其优势与薄弱环节,为我国数字城市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对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建立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影响就地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对就地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就地城镇化的影响具有典型的...     

双重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机制研究

以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将社会资本分为政府与民间两个变量,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不同影响,运用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两种治理行为均起到正向中介作用.特别地,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雾霾治理需要政策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号召性的信任因素与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有限.我国雾霾治理进程需要从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等多方面着手:颁布法律规范,弥补制度漏洞;增进彼此信任,加强公众监督;引导环保理念,发展绿色经济;协调多方行为,激励资本互动.     

科技驱动与乡村治理变迁

我国科技与乡村变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传统社会的相隔离、近代社会的相抵制、集体化时期的相适应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相融合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发展不仅改变乡村治理方式,还会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同时,乡村治理方式如果不能与科技推广相适应,就会阻碍科技发展和乡村进步。因此,乡村建设既要加大“科技下乡”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科技惠民”的制度建设,寻求科技进步与乡村良好治理的共识。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以点带面”效应研究

本文从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视角检验“以点带面”这一中国特色改革举措产生作用的过程与机理。以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邻近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邻近城市产生了“示范效应”,提升了其创新水平;“示范效应”具有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最大;“示范效应”具有动态波动性,随时间变迁起伏变化。②“示范效应”具有城市异质性,在不同邻近距离、不同等级城市间均表现不同。③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政府政策制定的邻里效应和促进试点邻近城市创新要素集聚共同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为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综合评价提供了新视角,另一方面也为政策措施的改进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