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发生产率增长是否存在结构红利

本文分析2002—2017年中国研发投入与产出的地区结构变化,并在测度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中国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效应。结果表明,由于各地区研发绩效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地区研发投入份额变化和产出份额变化并不同步。中国整体研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得益于各地区的内部增长效应。研发资源的地区重配对整体研发生产率增长起负面作用,即存在结构负利效应。     

品牌资本、R&D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发展品牌经济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重要突破口。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3-2016年的财务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品牌资本、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此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表明,品牌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国有企业中的正向关系强度大于非国有企业的,大型企业中的强度大于中小企业的;另外,品牌资本与R&D资本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但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品牌资本和R&D资本的作用,从而为管理者在品牌资本和R&D资本资源分配上提供决策支持。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应重视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品牌建设问题,这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资本深化对中国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企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财务数据,采用LP法测算其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检验资本深化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偏低且整体呈下降态势,表明资源型企业发展缓慢,面对新发展、新阶段的竞争力不足;②资源型企业资本深化水平不断提升,深化速度明显加快,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上游开采业、能源企业、快速资本深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国有资源型企业中更为突出;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能过剩效应是资本深化抑制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机制,同时由于创新投入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低,创新惰性效应虽存在但传导作用有限;④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组织资本较高和融资约束较低的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本文研究结论对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决策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风险投资、资本项目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法,从区域层面考察风险投资、资本项目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率及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其中,外资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民营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改善技术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国有风险投资不能有效的改善全要素生产率。QFLP、RQFLP等资本项目开放政策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但对风险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因此,应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并注意优化风险投资结构和空间配置状态。     

技术效应、资本深化、规模效应和收入效应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基于1985—2008年第二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环境变量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85--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在统一框架下探讨资本深化、人均收入、经济规模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密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是促使污染和污染密度降低的最重要因素,资本深化位居第二位,规模效应为促使污染降低的第三位因素,而收入效应在对污染和污染密度降低重要性方面分别居第四位和第三位.发展模式的差异导致了各因素对污染的影响程度具有阶段性.最后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科技含量、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

本文选取深圳股市2002年490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科技含量、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对提高公司绩效提出了一些建议。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碳生产率增长

本文估算了中国1978—2008年碳生产率,并用拉氏分解法分析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影响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碳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4.26%,累计增长249%,技术进步是推动碳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贡献较小.进一步推进技术进步、发挥技术效率在节能减排中的主导作用,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高效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以及推动产业结构持续演进,是提高碳生产率、发展低碳经济的可靠路径.     

互联网融合、人力资本结构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互联网融合正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09-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互联网融合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互联网在技术层面和业务层面的融合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资本要素配置实现的;互联网融合与人力资本结构存在互补效应,高技能人才占比增加强化了互联网融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在市场层面的融合程度低、质量差和高技能人才占比低、增速慢是当前中国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互联网融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证据,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服务业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基于国际资本核算理论,将服务业资本的生产与财富性属性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综合估算2001—2018年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的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净额和生产性资本存量,并利用随机前沿模型考察纳入城市异质性的服务业效率变化和空间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资本存量平均增速在20%左右,一线城市的人均服务业资本投入远高于其他城市,且呈现出“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生产性资本存量>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的规律特征。服务业平均TFP变动表现出“先降后升”的波动态势,TFP高值的城市随时间推移表现出由“中部”向“东部沿海”转移的阶梯状空间格局特征。     

企业所得税、资本结构与研发支出

本文以2009-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层次回归模型,研究了企业所得税与研发支出的关系,考察了资本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对研发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由于债务税盾的存在,资本结构能够缓解企业税负对研发支出的约束;而且,资本结构对所得税与研发支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论突破了以往单独研究所得税或资本结构对研发支出影响的局限性,为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和资本结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据。     

天津滨海新区的技术进步、效率提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测度

基于数据包络方法(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1999-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工业技术进步、效率变动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作了测度.分析表明: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迅速,这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却有所下降;2002年之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技术效率则进一步恶化.七大支柱产业中有六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位居工业各行业前列;外资企业处于技术前沿,集体和私有企业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力量,但国有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水平不高,在各所有制经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条件下依旧处于水平较低状态.     

集群、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

围绕集群与企业成长这个主题,首先回顾了不同研究视角,明确指出采用社会资本视角有可能更好地整合集群与企业成长的不同视角。在对集群社会资本概念及其与集群内企业成长作用关系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剖析了现有研究的不出,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深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和经济增长分解模型,将中国省区1985—2009年的劳均产出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四个部分,并分析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利用相对趋同测试检验了它们对中国省际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及人力资本积累均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则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在此期间中国省际劳均产出差距明显扩大,其中技术效率和资本深化的省际差异是其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积累对地区差距的扩大作用并不明显,而技术进步则对地区差距的扩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最后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固定资本往往会被理解为机器,它一度表现为财富创造的巨大源泉。然而,随着固定资本的全面普及和劳动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曾经作为固定资本最适当形式的机器,其价值和重要性日趋下降,逐渐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而社会个人的作用和价值开始凸显,逐步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至此,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变革,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而在后工业中则以社会个人为起点。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研究的,不再是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而是社会个人如何从人本身转变为了新固定资本。     

人力资本、R＆D与中国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综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大主流模型——罗默和卢卡斯模型的特点，将罗默模型的中间产品种类扩大的思想转换成一个产品研发（R＆D）部门引入卢卡斯模型中，从而建立了一个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1978～2001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R＆D）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实证分析。分析表明，1978～2001年间，人力资本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0．271和0．295），而研发投资（R＆D）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     

R&D与生产率变动研究综述

研发活动是生产长期增长率变动内生化的重要途径.在介绍研发与生产率变动的理论渊源和模型设定的基础上,对国外研发与生产率变动的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对其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进行了综述,其次对国内代表性研究做了简要介绍,最后从理论、方法、数据和政策含义等方面做了总结.     

短期国际资本、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起短期国际资本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对短期国际资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短期国际资本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是:在短期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显著引起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化,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又会显著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出现波动.本文进一步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是经济增长率发生波动的单项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中有约20%是由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波动率发生异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