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井上靖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叙事视角

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在传统历史小说讲究故事情节、致力于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上．又注意吸收现代叙事艺术的一些因素,从而使其作品摆脱了一般大众文学的通俗性,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井上靖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运用了零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等多种叙事视角,赋予了其历史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论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叙事节奏

叙事节奏对小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历来为小说家们所重视。历史小说《李自成》在叙事艺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论文从结构、情节、情感三个方面论述《李自成》的叙事节奏。     

论叙事表层结构对读者的制约性

接受美学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其积极意义是毋席置疑的。但是，接受美学免谈读者的制约性，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一种缺憾。撇开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道德的等具体的社会外部形态对读者的制约性不谈，仅就文本的叙事表层结构来看，接受文本的读者，其“主观能动性”是特别有限的。     

论新历史小说的空间化叙事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个热点，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被解构，时间被消退，呈现出一种“空间化叙事”的特征。论文认为，新历史小说的空间化叙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时间的断裂与错位，用私人故事消解公共历史，以及历史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论《水浒传》的叙事视角

参考金圣叹等人的评点和西方事学理论，可以对《水浒传》的叙事角度进行如下的分析：在叙述声音方面，《水浒传》充分发挥了全知视角模式的特点，利用全知全能的叙述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从多方面进行了评论，具有预告故事内容，提供背景知识和必要信息、深化主题、注明事情原委、解释人物动机等作用。在具体运用全知视角时，《水浒传》主要透视了主要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内心，为了弥补全知视角损害真实性和戏剧性的弊病，叙述有意识地采用了临时变换为人物有限视角的方法。此外，还采用了故意“隐瞒”人物身份和必要事件的方法，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和戏剧性。     

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类型

新历史小说以文本实验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以新的观念和意识解读历史。这种迥异于以往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引起了批评家和广大文学从业者的深切关注,而它那令人耳目一新的叙事手法更是给人带来新的审美体验和哲思感悟。新历史小说文本探索角度各异、手法多样,但按叙事类型来作类分,大致可以把这种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分为重叙型、虚构型以及家族化等几种类型。     

"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与传统历史小说风格迥异的“新历史小说”，在叙事视角上，它们以人性、文化等边缘化的视角取代政治视角；在叙事内容上，以边缘性人物和题材为描写重心；在叙事原则上，竭力张扬艺术虚构；在叙事态度上，由严肃庄重走向游戏与调侃；在叙事结构上，以个人化叙事代替宏大叙事。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中的"传统"问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与改造: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运用使革命意识形态获得了有效的传达;另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自身的特性使它溢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拥有了自身的存在意义,革命意识形态对其表现出规范与制约.在革命与传统的二重奏中,二者交相呼应而又互相抗争,形成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新传统,这一传统又潜在影响了至今的某些小说创作.     

论二月河历史小说中的辅助叙事

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在宏大叙事中重现作者心中的历史,从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成就封建时代末期的那一段落日的辉煌,作者取得了成功。作品中厚重的历史、众多的人物、精彩的历史史实等等都是抢眼的看点。然而在作者主流的、宏大的叙事之外,还有非主流的、辅助的叙事手段和技巧的运用。这些辅助的叙事手法,对于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历史事件的因果的艺术揭示,有着非同寻常的功用。下面,就其中的一些辅助叙事手段予以评述。     

轻逸与沉重: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

沉重是从"真"的角度看取历史,力主"真相"的浮现;轻逸则从"思"的维面,探询历史是怎样的和可能呈现的面相.轻逸较沉重而言,是"减重"式的做法,在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方面,力主文本诗性、凝练、寓言化.沉重较轻逸而言,是一种"加重"的方式,作者或叙事者凭借为历史作证的勇气,直面并再现历史真实的面相,揭示过往的历史叙述如何遮蔽了真正的历史,并竭力彰显另类的历史,尤其是创伤性的历史,由此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历史衍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承宋元讲史平话而来,是我国长篇白话小说最早出现的一个小说创作流派。问世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其开山奠基之作。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下,历史演义小说贯穿了整个明代,曾一度成了长篇白话小说的代称,直到清中叶乾隆、嘉庆年间才逐步走向衰落。历史演义小说的衍变分为五个时期：开辟方向的示范期、萧条沉寂期、重新起步与复苏期、繁荣因革期和走向衰落期。     

论明代神魔小说中海洋情结的叙事特征

明代《西游记》《东游记》《封神演义》《天妃娘妈传》《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小说,但频频涉及海洋,有浓重的海洋情结。其海洋情结的叙事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叙事形象的人情世俗化,二是叙事情感的矛盾性,三是叙事目的的寄寓性。     

明清小说的史料价值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大量优秀的小说可以作为史料使用。在使用小说作为史料时,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文史互证,二是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是作者生活的时代,而不是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代。     

言说的历史和历史的言说——论叙事策略在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中的意义

在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背景下出现的新历史小说创作潮流中,创作者对于叙事策略的重视得到了强化。叙事在他们的创作中成为其面对历史的态度和历史意义传达的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叙事策略在新历史小说中获得本体论的意义。而其叙事策略四个方面的变化和相应传达出的意义本身也就是本文探讨的核心。     

试论小说中的第二叙述者

叙述者是小说,也是叙事学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有的小说不只有叙述者,其背后,还有第二叙述者,如果叙述者与第二叙述者的取向不一致,便会造成叙事歧义。与叙述者一样,第二叙述者也是作者的虚拟人物,通过抽象的形式渗透在文本之中,读者可以绕过叙述者与第二叙述者进行秘密交流,从而容纳多元化的声音,编织富有弹性的艺术张力。     

明清小说与历史文献中的徽商形象之比较

明清小说中有众多不同的徽商形象描写,其中以"贪财吝啬"和"乐施助人"两种形象最为典型.通过小说与历史文献的比较,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徼商形象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徽商.但对现实生活中的徽商形象有夸张放大之处.小说中凡是塑造徽商"贪财吝啬"的形象时,往往将徼商作为故事的主角,详细描述其吝啬之态,贪财之形;但是在塑造徽商"乐施助人"的形象时,小说家们便有些吝惜其笔墨了.小说家们使徽商文学形象更趋于负面的原因虽有客观和主观的方面,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却影响了历史的真实.     

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历史叙事

晚清时期,有识之士在愤慨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也对清政府的无能感到失望和痛恨,革除弊政,实现政治变革成为时代共识。在西方现代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人们痛斥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压制与歧视,并叙说历史上和现实中清政府统治的残暴和无能,对其合法性产生质疑。同时,在文化和民族情感层面上,体现出对汉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以及对民族历史人物的崇敬与追忆,企图以此来重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叙事,实现“国史”的重构。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与建阳刻书的关系

明代讲史小说文体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论述的是建阳刻书对明代讲史小说文体兴盛所起的作用.建阳书坊在典范作品的刊行、作家队伍的建设、新讲史小说的编撰、销售市场的形成与读者群体的培养等方面,都为讲史小说的文体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清小说乡村意象叙事艺术论略

明清小说中的乡村并没有如同城市一样成为一种文学生态,而多以一种孤立、自足的姿态出现在小说文本中,正是这种孤立的自足使得乡村得以保持其意蕴的纯洁性,这种意蕴的纯洁性也使其成为内涵相对集中的乡村意象,从而对小说的意义生发、审美表达、叙事建构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乡村在明清小说叙事之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的价值．即在叙事节奏上起到张弛相间．是缺场的叙事动力,给小说带来客观真实感的陌生化叙事以及所具的“奇”“险”“趣”“味”叙事张力。明清小说的乡村描写之价值应予以重估,以纠长期明清小说研究中对其的偏见。     

试论中晚唐历史小说对唐代咏史诗的文化依附

在中晚唐时期,我国古代小说开始发端。古文运动提倡的“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逐渐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加之借古讽今的手法在小说中的应用,形成了饶有特色的中晚唐历史小说。在中晚唐历史小说和唐代咏史诗中,主人公的感慨通常是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流露,唐朝诗人对安史之乱的体会尤其深刻,这在中晚唐的历史小说中也有所反映,朝廷的腐败以及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创伤是小说和诗歌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使得中晚唐历史小说同咏史诗能够融为一体,并且有唐一代,诗词盛行,小说从中汲取营养也非常合乎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