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

“学衡派”以《学衡》杂志为理论宣传阵地，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学衡派”表现出的“新保守主义”，在接受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特征的同时，试图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和规范化上制衡文化激进主义、惟科学主义带来的社会文化观念和人生信念的现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的沦丧或异化。     

“学衡派”研究综述

“学衡派”研究的兴起与化界追溯自身的“人传统”的迫切愿望紧密相连。作为“新人主义”代表的“学衡派”在中国学化史上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仔细探求其来龙去脉却发现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曾经确定存在的“人传统”可言。“人主义”更多地被用于指涉传统道德等因素。     

重“估”学衡派

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个"封建复古派"而为人所知的,这个思想学术派别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提倡传统道德而被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深入批判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们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对于道德传统的坚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可贵。     

重“估”学衡派

学衡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以一个"封建复古派"而为人所知的,这个思想学术派别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提倡传统道德而被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深入批判过。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他们的很多观点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下,对于道德传统的坚守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可贵。     

现代性视野下的学衡派文艺理论观

在重塑文学现代性的今天,也须对学衡派的现代性价值进行重估.学衡派推崇新人文主义,在文学观、文化观和人生观等方面提出了与新文化派相反的主张,对新文化运动具有纠偏作用,具有现代性、反思性、民族性和进步性.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学衡派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及其思想来源

在学衡派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中体现出明显的精英意识。这种精英意识的存在拉大了他们与一般民众的距离,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精英意识有两方面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经世思想;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们所服膺的人文主义思想。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新人文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

新人文主义批评主要由学衡派、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主要批评家构成。其文化品格体现为对新人文精神的阐扬,以“中正”的态度体现学理性和规范性,推崇并实践和谐与典雅的批评标准     

林纾与“学衡派”之关系考证

林纾与“学衡派”先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敌人,这其中有内在的联系。林纾对包括“新文化派”和“学衡派”在内的后辈人物产生过影响。作为他们共同的老师,不论学缘关系远近,影响大小如何,林纾总以言传身教,或作品流布来影响生徒和后辈。林纾与“学衡派”这种内在的联系可以通过考订三个关键人物对林纾的维护来确证。这三位人物就是吴宓、胡先骕、李濂镗。     

对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识

学衡派理论虽然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它所包含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文化规律的阐述,使它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容的重要补充.     

学衡派果真不反对新文化吗?——新文学家与学衡派论争评述

新文学家与《学衡》派论争的史实证明《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的 ;新文学家对它所作的评驳 ,是理所当然和完全必要的。近几年来学术界出现的鼓吹《学衡》派不反对新文化的论调是错误的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之争

20世纪初期,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在建构伦理信仰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一,新文化派彻底否定宗教及其于伦理的终极依据和信仰支持,学衡派则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宗教及其与伦理的关系;其二,新文化派否定宗教,却无法否定伦理精神的信仰特质,学衡派亦特别强调伦理精神的宗教情怀;其三,新文化派的伦理信仰是自由,后又被科学所取代,但科学真理并不能安顿生命和实现精神超越,学衡派对此有深刻的批判,并提倡至善的伦理信仰,然而不正视科学真理及其自由精神,也难以建立合理的伦理信仰。反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伦理信仰的论争,对于重构当下的伦理信仰大有裨益。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简析《学衡》派的道德意识心理

学衡派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使其长期充当着“保守派”的文化角色 ,而其理论的前瞻性与内在的焦虑感却开启了对于新文化颇具哲学意味的思考     

“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骑与胡适为代表

学者大多将“学衡派”放置在一个与新文学者尖锐对立的层面,笔者细读诗论原典却发现,“学衡派”与新文学者的诗学理念既对立冲突,又相反相成。冲突集中在变革是否须付诸实践尤其是诗的体式是否须变革,但有关中国诗歌面临困境亟需变革和承继中国诗学优良传统等方面,却心存默契甚至相反相成。文学革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健康的发展便与此有关。以胡先骗与胡适为代表,从两种诗学理念之冲突焦点、两种诗学理念之主要区别、两种诗学理念之内在默契三方面可见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可探寻形成他们之间差异及默契的主要原因。     

学衡派文学观的影响与自我调整

秉承古典主义文学观,学衡派强调文学的道德内涵和精神价值,与倡导个性解放、信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的新文学运动相左,为正在建构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系统,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深入,学衡派的文学观在不断调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新文学主流的关系也由对峙、抗衡逐渐走向同情、对话。     

学衡派现代性支点下的本土化寻求

当西方思潮以势如破竹之势向中国汹涌而来的时候,“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固守着民族的传统,在现代性支点下展开了对本土化的苦苦寻求。     

试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学衡》杂志,从学衡派的立足点——新人文主义出发探究其文化观,清理学衡派有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改造的主张进行价值重估。本文认为,学衡派借中西融合来改造文化的思想符合思想史的运作规律,在当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反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