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话语”与“矛盾心态”的意义建构——黄科安先生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延安文学研究”

延安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范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受到关注。黄科安先生转换新的思维观念,挖掘新的价值内涵,并在不富足的历史研究资料中去粗取精,大胆抛弃陈腐而失真的历史偏见,挖掘延安文学本身所饱含的多面性,复杂性。文章从作者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两种话语”和“矛盾心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作者在延安文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一扇重新审视延安文学的智慧之门——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一书,不仅从学理的角度对延安文学形成的原因及其表现进行解说,而且以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典型作家为例进行详尽的说明,观点新颖、理由充分,为我们重新审视延安文学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紊乱与建构--文学研究中的"话语"问题

当代中国的学研究话语不得不处于“紊乱”状态。其原因，一方面是当下“化研究”对“学研究”体系自身构建的大规模侵袭，另一方面则是“话语规则”的缺席，“话语评估体系”的未建立。针对这一话语现状，作试图以“话语”的分类为突破口，对“忏悔”一词的意义生成和“失语症”的命题导向做范例分析，以求探寻出一条通入本的对话之路。     

“新的思维观念”与“新的价值和意义”——评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

黄科安先生的专著《延安文学研究》突破了传统延安文学研究的规范,以一种＂新的思维观念＂来考察延安文学,挖掘出延安文学＂新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一、返回＂历史情境＂的＂知识考古学＂式文学史研究思维方式;二、对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本土话语体系的价值意义与历史地位的理性评判和＂高调＂肯定;三、凸现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建构;四、建立在延安文学＂接受史＂基础上的主体评判。     

展示一幅生动丰富的延安文学画卷——评黄科安著《延安文学研究》

时势变迁,延安文学,那片阳光照耀下的黄土地,绵厚的黄土窑洞,汤汤延河,在这一片地域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文学,需要重新认识、思考。在这一领域里,杨义先生在1991年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里,以“解放区小说”为题,分为上、下两章,以近一百五十页的篇幅论述小说创作的特色,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延安文学审视中,“以理性的眼光正视历史的舛误,譬如‘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整风中的偏颇对文学艺术个性的扼制,”是我们今人坚持的历史主义态度。     

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拿“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衡量延安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粗暴简单的推论和误判。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共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     

新时代国内关于延安整风与党的话语建构研究述评

话语分析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与研究范式。新时代以来,国内学者着眼于延安整风运动与中国共产党话语建构这一课题开展了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对话语主体、话语载体、话语概念、话语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分析,成果丰硕,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包括概念运用应规范化、差异化研究有待深化、研究视角有待多元化等。     

抗战文学的民族性特征与话语建构

战争语境形塑了抗战文学,它的本体特征体现为民族意识强化,文学承担救亡的时代使命,由于强调集体行动的合力显效性,使得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的个人思想出现式微的倾向。抗战文学在寻找民族身份和价值认同的合法性道理上,开启了对传统伦理的重新体认,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特质增添了新的底色和生机,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女性文学中几种话语权威的矛盾交织

女性文学中交织着几种话语权威：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政治意识、传统话语。细读作品，我们总会找到这些话语权威的交织。     

从诗作探析孟浩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孟浩然是一位纯粹的隐逸诗人，但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在孟浩然的身上隐逸思想与仕进思想并存，本文即从诗作入手探析孟浩然“仕”与“隐”的矛盾心态，认为孟浩然的入仕思想是盛唐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     

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话语建构的探讨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都在不断的提升,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相互渗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更好地了解他国或者是其他语言地区的文化,对其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从目前的具体分析来看,文学翻译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将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语境进行展现。简言之,真正的翻译工作,需要将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话语进行系统的构建,这样,翻译所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才会更加的生动。本文就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话语构建进行基本的探讨,旨在寻找二者构建的重要因素,从而为翻译的进行提供指导。     

长征书写与过渡期延安文学——“长征文学”的起源及其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史术语体系中,“苏区文学”和“延安文学”因为命名方式的特点,存在外延上的模糊地带,《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及《长征记》集体创作等长征文学作品,便是模糊地带上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早期长征文学作品在叙事视角、叙事手法和审美特征上,打破了苏区文学形成的固有范式,诸多文学特征在之后的延安文学中得到了响应,但因为创作于国内革命战争的语境之下,在思想内容和文学话语上依然与苏区文学保持了一致性,体现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典型特征。此时的长征文学作品都有着国际宣传的背景,它为作家开拓了文学传播的空间,为革命文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通过国际宣传的视角,可以看到“苏区文学-延安文学”转变的关键之处,也为“过渡期延安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合理解释。     

走向"辉煌"——赵树理文学话语的另一种解读

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因其文学活动而名扬解放区内外,成为共产党及平民百姓公推的文艺标兵。关于赵树理文学话语在当时的空前火热,说法很多。文章认为,除了政治因素,赵树理文学文本的特殊性以及它与受众的文化心理、欣赏习惯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方面。总的看来,受众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将赵树理文学话语推到了他文学活动的黄金时代。     

“文学起源”的话语建构——“文学起源于民间”观念的批判性反思

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对"文学起源于民间"的观念进行分析,可以展现此命题中包含的矛盾和裂缝,从而证明"文学史"的本质是一套现代知识话语的建构,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学的现代定义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观是促成其诞生的三块基石.虽然今天的研究者正逐渐抛弃用意识形态的观念而倾向用审美价值作为评判文学的标准,但很少对构成文学史话语的全部基础进行彻底反思.所以与前人相比,我们只是将这套知识话语编织的更加圆熟,而并没有更加接近所谓文学发展的"真正"规律或者文学的"真实"面目.现存的文学史能够为理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视角,但同时也有可能遮蔽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实,因此有必要在文学史研究中对这门学科本身抱着清醒的反省精神,寻找理解文学史的多元视角.     

“本体”的进入与问题的重识——解读李洁非的延安文学研究

李洁非以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为基点展开了他的延安文学研究。他特别强调“细读”的学术价值,并将“叙事”提升为一种学术手段。他的研究由具体的历史场景、文本、作家的心路历程等诸多方面引发出问题,展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澄清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这对于拓宽延安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准确、完整地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及历史面貌,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回归文学研究本位,阐扬一代之性灵与文术——评冯小禄《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

赋体文学以其特有的“大文学”魅力,吸引了古来无数文人墨客染指,以为最能见一人之才学,由此也吸引了众多摆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庸俗社会学和阶级论影响的当代研究者,贡献出许多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至有学者称为“显学”（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然对于作为赋体文学研究基准的汉赋,却一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未见有人做集中的专书论述,即：作为一代汉人志向与文心之鲜活载体的汉赋,究竟以着何等样的文本方式、书写策略来传达体现其特有的“汉型文化”下的人格标立和心态流转,而展示其在中国文化精神史上的重要性？     

通俗歌曲和短信:文学抒情话语的悖论——"大众化文学现象"个案研究之四

在市场消费和技术进步的强势推动下,通俗歌曲和短信已成为主流的大众抒情话语.多重话语悖论的存在表明,通俗歌曲歌词和短信在抒情上与身体的关系过度亲密、在审美和精神内涵上显示出同质化平面化的特点,与经典文学抒情话语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作为大众审美文化形态,通俗歌曲和短信仍然有着不可忽视和替代的价值,通俗化、大众化也从来都不是文化艺术的耻辱,需要警惕的只是过度的低俗化或"伪大众化".     

文学进化的两种形态——五四时期胡适与周作人进化论思想比较

胡适与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文学进化论的宣扬者,但他们对于进化论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阐述视角、表现特征和理论渊源。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侧重于文学形式,认为文学进化实质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周作人认为文学进化应当更突出内容和思想的革新,落脚点在"人"上。胡适文学进化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历史"的观念,突出逻辑上的"前因后果"关系,这种实证的思维方式是胡适论证其文学形式变革的思想内核;周作人的文学进化论聚焦于"生物",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等,都是从生物本体出发的。胡适的文学进化观源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带有浓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更接近于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理论;周作人从生物层面阐释"人的文学",则更接近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另外,周作人的文学进化观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基础上,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思想,从而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上三方面差异,导致"五四"时期胡适与周作人文学观、思想观的部分错位与分歧。     

桃源的发现与缺失——从《边城》看沈从文的矛盾心态

“乡下人”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经历了“无家可归”的遭遇之后，创作上又重返“湘西世界”，试图找回自我的心理皈依——梦中的世外桃源，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逃路。但情感上的眷恋无法阻止现实湘西人性美的缺失，更何况湘西世界所依存的传统文化本身也未必是完美的，所以理性认识使沈从文又不得不在完美之中置放了人事错位的哀伤。其实，这正是沈从文主观意愿和现实体验的分裂，也是沈从文对传统文化认识上的矛盾心态的体现。     

通俗与高雅的碰撞——论《小世界》中的两种话语

英国当代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深谙各种创作技巧。然而,当这些创作技巧与创作的自然需求发生碰撞时,其作品又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话语。本文拟从通俗文学话语与高雅文学话语两方面对洛奇代表作《小世界》中的矛盾话语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