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娜拉出走

＂男主外,女主内＂是近代社会的家庭伦理模式,它要求女性争做贤妻良母。娜拉本意也是要做贤妻良母,＂假冒签名＂事件却令她做不成,所以她才离家出走了。婚姻中许多难题,不是能一走了之的,人生需要相互担待,相互包容。伦理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可以同时并存,生活需要含糊暧昧,娜拉负气出走,并非出路,最好及早回头。     

娜拉的出走

娜拉(Nora)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著名话剧A Doll's House(译作<玩偶之家>、<傀儡家庭>)中的女主人公.它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娜拉从用爱的玫瑰色幻梦装点起来的家庭中走出来的故事.娜拉原本对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心满意足.她用心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她的丈夫赫尔茂十分爱她,称她为我的鸦雀儿、我的松鼠、我的黄莺儿.娜拉曾经为了救治病危的丈夫而假冒父亲的签名向赫尔茂的同事克洛柯斯泰借了一大笔钱.为了还清这笔债,娜拉在几年内省吃俭用、不辞辛苦,甚至在夜里偷偷做些抄写的工作.在所有的债务还清之后,克洛柯斯泰为了保留住自己的职位,却以借据威胁赫尔茂.     

从伦理角度看娜拉离家出走

"男主外,女主内"是近代社会的家庭伦理模式,它要求女性争做贤妻良母。娜拉本意要做贤妻良母以实现自我,"假冒签名"事件却令她做不成,所以才离家出走了。婚姻中许多难题,不是能一走了之的,人生需要相互担待,相互包容。伦理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可以数学式地复数存在,生活亦需要含糊暧昧,娜拉的出路在于及早回头。     

女性主义视角下娜拉与伊莉莎的对比思考

易卜生笔下《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萧伯纳《格梅利翁》中的伊莉莎生活背景迥然不同,但她们有着极其相似的经历,她们都有很强的觉醒意识,是追求独立自主、平等和谐的女性代言人。从女性主义视角走进娜拉和伊莉莎的世界,探索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人生和命运,以寻求现代女性在家庭、社会中如何关注个体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实现真正的自强自立。     

“雷雨”与“玩偶” 殊途同归－－论繁漪的抗争与娜拉的出走

繁漪与娜拉都是自我与环境发生激烈、尖锐的冲突时走向精神反叛、行为抗争的同一道路。但由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以及自身的个性的不同,她们抗争又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繁漪的全面毁灭的民展示的是悲剧性,娜拉的自立新生的方式则体现了价值取向。     

屈辱消融在爱与梦中——娜拉与繁漪的艺术形象比较

娜拉与繁漪是中外戏剧史上具有反抗精神的伟大女性,一个是周家的"物",一个是所谓的家庭的"玩偶",其命运悲剧是特定时代广大妇女的共同悲剧。作家创作时代及中西文化差异使她们觉醒前后的生活态度、反抗方式和结局有所不同。     

中国式“娜拉”的出走--我看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亘古衡新的话题,一部婚姻家庭文化史也是一部女性艰难成长奋争的历史。从几千年前《诗经》的“弃妇”诗“怨妇”诗到今天电视荧屏上的婚姻伦理剧,无不诉说着女性在自我寻求路上每取得一点点突破的艰辛。女性如何才能真正找回自己,从从属的“他者”身份回归主体的“我者”地位？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毫无准备地决然甩门离去,显然带有赌气式的感性冲动的痕迹,而不是一种真正理性的自我的追寻。与此相反,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用异常平静的方式从守护了半生的婚姻中走出,以一个自信的自强的自尊的自爱的女性形象从挚爱的丈夫身边微笑着离去,宣告了新时代中国式“娜拉”的成功出走。     

心灵的孤寂与精神的解放——《玩偶之家》与《秃头歌女》的女性主义解析

《玩偶之家》与《秃头歌女》属于不同风格的剧作,但在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精神思想等主题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剧中女性人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社会女性精神受奴役,内心孤立无援的典型代表。生活的孤独和心灵的孤寂在女性主义的意识下引起内心世界的挣扎,而思想的觉悟必将引起精神的解放。     

勇敢的出走人：娜拉和冷清秋的比较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都是从家庭中出走的女性,了解她们的婚恋观念、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出走的动机以及她们诞生的社会背景,对我们分析中西方逃离无爱情婚姻的女性人物形象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对女性独立人格问题的思考。     

勇敢的出走人:娜拉和冷清秋的比较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都是从家庭中出走的女性,了解她们的婚恋观念、生活经历、性格特点、出走的动机以及她们诞生的社会背景,对我们分析中西方迷离无爱情婚姻的女性人物形象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对女性独立人格问题的思考.     

娜拉怎么分房子

一百多年前,易卜生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剧本《玩偶之家》。女主角娜拉和丈夫海尔茂发生了婚姻危机,起因比较复杂,这里就不再细说了,总之,娜拉发现丈夫是个混蛋,于是她做了一个骄傲的决定：净身出户。娜拉是这么说的：＂我把钥匙都搁这儿。明天我动身之后,     

娜拉解放之后——论阎真《因为女人》

阎真的小说《因为女人》描写了市场经济时代女性身体、婚姻被商品化给女性带来的伤害,并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女性自身人格上的原因。作品的性别本质主义立场招致了来自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批评有其必然性,但也有认识上的误区,作品所展示女性的生存现实应该引起女性主义者的反思。     

沉默的“他者”——《阿毛姑娘》的女性主义解析

阿毛年轻生命的陨灭显然是又一出"沉默的他者"的悲剧,她是个普通农妇,偶然间觉醒了自我,于是挣扎、抗争……但最终还是被铁屋子般的封建男权社会吞噬了。《阿毛姑娘》是作家丁玲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女性们写就的一首悲歌、一篇祭文。     

女性主义下的妇女命运观照——《玩偶之家》和《伤逝》的比较研究

在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影响下,《玩偶之家》和《伤逝》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娜拉和子君都发出了代表女性最为强烈的振耳发馈的声音。她们都被各自的生存环境所异化,但在处理的过程中,两位主人公却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式：娜拉通过话语否定了不合理的社会,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权利;子君则在默默中前行,没有选择,只有接受,惨遭抛弃,以至最后丢掉性命。这两种不同的抉择背后蕴含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根源。并且较之于浸润在更多的民主思想中的西方女性。中国妇女有着更为悲惨的命运。     

论娜拉人格的双重性对易卜生作品女性主体性的表现意义

娜拉是易卜生戏剧中颇具影响和争议的女性代表人物之一。解构其女性和超越女性性格的人格双重性,我们发现娜拉是女性中颇具潜质的代表。《玩偶之家》展示了作为传统女性代表的娜拉自由情感的释放及其超越性格的变化过程,从而呼应了易卜生思想中渴求人权和性别平等的愿望。同时,也诠释了其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表现意义。     

不幸的苔丝与幸运的娜拉结局原因分析

《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的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两个女性形象。托马斯·哈代与易卜生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两位女性建构了不同的人生,其不同的结局也引发无数人的热议。本文将从她们各自的时代背景、原生家庭及人生境遇角度出发,探讨不幸的苔丝与幸运的娜拉不同结局背后隐藏的原因。     

平凡的题材 深刻的意蕴——《玩偶之家》的社会批判意识

易卜生《玩偶之家》以非常平凡的夫妻矛盾为题材,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挣脱玩偶的家庭,走向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以男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自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道德、法律,热情歌颂了奴女的人格独立、自由解放。但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指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自我”还是“他者”？——从女性主义解读《大地》中阿兰形象

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赛珍珠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大地》的女主角阿兰,重新审视与阿兰相关的情节,解读阿兰这一人物所带有的女性意识。阿兰并非具有反抗男权制的意识,她并没有从沉默顺从走向觉醒成熟,她没有把自己看成主体,她丧失了自我意识,成为＂他者＂,她的一切行为都来自于将自己置于＂他者＂地位的意识,至死都未改变。     

沉默的“他者”--《阿毛姑娘》的女性主义解析

阿毛年轻生命的陨灭显然是又一出“沉默的他者”的悲剧,她是个普通农妇,偶然间觉醒了自我,于是挣扎、抗争……但最终还是被铁屋子般的封建男权社会吞噬了。《阿毛姑娘》是作家丁玲为“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女性们写就的一首悲歌、一篇祭文。     

颠覆“他者”,重构自我——后殖民女性主义视域下的《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是澳大利亚土著女作家萨利·摩根的自传。小说通过探索被霸权话语所掩盖的家族史和民族史,展现了一名土著女性找寻自己文化身份和位置的决心。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出发,通过剖析土著女性的"他者"形象,以及其重构自我的努力,可以看出颠覆"他者",重构自我是土著女性直面霸权,真正融入历史,找寻到"我的位置"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