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俞平伯散文的古典趣味

俞平伯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特色的散文作家。他是个文化感极强的人,身上较多地留存着我国古代名士的气质和风度。在他的散文中洋溢着浓厚的古典趣味,构成了其散文一道独特的风致。     

李白与东晋名士风流及其诗性接受方式

作为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东晋名士风流呈现出高度的诗性与艺术美。以?世说新语?为媒介,以风流蕴藉的人格趣尚为契合点,李白对东晋名士风流采取了一种诗性的接受方式。其飘逸不群的人格气质、入仕方式的设定以及平交王侯的干谒心态都与东晋名士风流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将东晋名士的逸兴勃发和任乐精神纳入到诗歌创作中,形成了飘逸俊发的诗歌风貌。     

论诗性散文--兼谈散文与诗歌的异同

散文中的诗性问题是一个相当古老，同时又关乎散文未来的发展、品位提高的问题；要理直气壮地倡扬散文的审美诗性，又要尽可能地为散文的诗性“去蔽”；诗和散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诸种文体中两者又最为接近；散文的诗性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和综合的美；散文的诗性世界分为三个层面：主体诗性、文化诗性、修辞诗性；散文的诗性是一种度量，是以诗性来度量散文的质量，特别是内在的质量达到了何种高度；散文的诗性不仅能有效抵御现代技术文明加诸人类的危害，还是提升和问离日常生活的审美手段。     

文化记忆与诗性品格——论厉彦林沂蒙乡土散文的“文化诗性”

从本体论逻辑结构上来说,文化诗性是散文文本的根基,更是诗性散文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其多重内涵中对"还乡文化"的体认,使散文中的乡土叙述具备了一种与其他文化经验十分不同的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厉彦林沂蒙乡土题材散文从乡情、亲情和真情三个方面叙写了作家的乡土记忆,这种记忆凸显出的文化诗性品格,正是其作品有别于其他作家创作,而在近年来中高考试卷中常常被当作阅读范本的根源所在。对文化诗性品格的弘扬与坚守使厉彦林的乡土书写有效祛除了当下散文创作中的一种庸俗化倾向,从而呈现出一种深广的精神探寻力度与厚重的文化传统积淀,并最终形成了当下散文阅读视野上的"厉彦林现象"。     

《何容先生的戒烟》教学设计

抗战时期,条件非常艰苦,能否在艰苦的环境中苦中作乐,幽默率性潇洒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老舍的散文,体验名士何容的名士风度。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一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一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一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风雨茅庐”与象牙宝塔——论郁达夫的小说与传统文化

郁达夫早晚期小说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以传统文化为视角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观照,可以发现郁达夫小说所表现的名士风度与隐逸情怀。     

周作人和俞平伯的文学交往

周作人和俞平伯看重文学的自我感,俞平伯的"小我"感更强,更符合周作人"人""自己"和"个性"的现代思路和设想。周作人和俞平伯以自我为原点,以个性为灵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个性散文是由内而外的,不汲汲于文墨,却将意思和风度连缀其间,以思想和道德为首要,文字乃是随着思想走的。俞平伯以自我为本,提出"自爱""平和""前进""闲适"的"吾庐"四点。     

古代小说中的江南小人物研究

古代小说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反映该时代社会生活上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从古代小说中研究江南小人物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角。不难发现,总体来讲,江南小人物饱含着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具体则表现在两大方面,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饱含诗性气质与审美风度,而且在精神世界也追求自由与洒脱。     

重构江南诗性文化的现实与可能——长三角地域文化发展断想

历史上,江南自然山水之美,更兼深厚人文内涵的诗性文化因独具自然人文秉性,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流光溢彩的一页。虽然当下在城市化进程浪潮中、在消费文明的侵袭下逐渐失去了她昔日的光彩,但长三角城市文化发展如果摒除喧闹的表象,其江南诗性文化品性的影子依然若隐若现。目前,在缺少历史文化内涵支撑的长三角城市集群文化发展中重构江南诗性文化品性显得重要而迫切。基于跨文化视野思考区域文化的建构,理性、成熟地看待江南诗性文化与长三角城市文化发展的几个相关问题,有助于解决思想观念上的某些偏差。     

论常州滑稽戏的江南诗性文化特征

常州滑稽戏是中国剧坛的奇葩,作为一种独特的喜剧艺术样式,业已成为江南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江南文化的诗性文化特征体现为常州滑稽戏强烈的文学性、重抒情而轻戏剧冲突的诗性气质及善于以儿女情长为切入点传达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     

雷平阳散文的诗性解码——以《雷平阳散文选集》为例

以诗人身份闻名的雷平阳在其散文创作中蕴藉着丰富的“诗性”因子。《雷平阳散文选集》是作者从私人的角度,以“诗性”之笔构写云南的篇章。从语言、空间想象和现代性叙述形式三个方面介入,对雷平阳散文中的“诗性”进行解码,可以窥见雷平阳散文在“诗性”书写背后所隐含的对文化“同质化”反抗和拒斥的写作姿态,以及对“底层”生命存在价值的质询,进而管窥主体在散文“诗性化”背后的精神指向。     

“柳词”与北宋南北都市风情

江南城市社会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本组笔谈以"细读"的方式揭示了江南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审美文化理论、结构与功能。刘士林认为,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掘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朱逸宁认为,南唐文人在江南都市文艺精神的传承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延巳有着不同于北方文人伦理精神的一种气质;李和李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江南的诗性审美精神。曹茶香认为,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城民俗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商埠风俗:汴京---兼容、平民化,苏杭---奢华、诗意化,在柳词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伍波认为,李渔《十二楼》以"凡尘味十足"的文人眼光看待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反映了重道义、趋私利、逐情欲的多元并存的江南市井文化精神。丁瑶认为:富春江畔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的是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乡土生活与城市消费对立。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如何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江南城市生活理念及其审美实践方式,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     

《十二楼》中的江南都市风情

江南城市社会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本组笔谈以"细读"的方式揭示了江南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审美文化理论、结构与功能。刘士林认为,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掘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朱逸宁认为,南唐文人在江南都市文艺精神的传承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延巳有着不同于北方文人伦理精神的一种气质;李和李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江南的诗性审美精神。曹茶香认为,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城民俗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商埠风俗:汴京---兼容、平民化,苏杭---奢华、诗意化,在柳词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伍波认为,李渔《十二楼》以"凡尘味十足"的文人眼光看待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反映了重道义、趋私利、逐情欲的多元并存的江南市井文化精神。丁瑶认为:富春江畔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的是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乡土生活与城市消费对立。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如何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江南城市生活理念及其审美实践方式,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     

南唐词人与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气质

江南城市社会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本组笔谈以"细读"的方式揭示了江南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审美文化理论、结构与功能。刘士林认为,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掘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朱逸宁认为,南唐文人在江南都市文艺精神的传承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延巳有着不同于北方文人伦理精神的一种气质;李和李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江南的诗性审美精神。曹茶香认为,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城民俗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商埠风俗:汴京---兼容、平民化,苏杭---奢华、诗意化,在柳词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伍波认为,李渔《十二楼》以"凡尘味十足"的文人眼光看待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反映了重道义、趋私利、逐情欲的多元并存的江南市井文化精神。丁瑶认为:富春江畔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的是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乡土生活与城市消费对立。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如何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江南城市生活理念及其审美实践方式,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     

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

江南城市社会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本组笔谈以“细读”的方式揭示了江南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审美文化理论、结构与功能。刘士林认为,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掘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朱逸宁认为,南唐文人在江南都市文艺精神的传承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延巳有着不同于北方文人伦理精神的一种气质;李和李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江南的诗性审美精神。曹茶香认为,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城民俗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商埠风俗:汴京———兼容、平民化,苏杭———奢华、诗意化,在柳词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伍波认为,李渔《十二楼》以“凡尘味十足”的文人眼光看待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反映了重道义、趋私利、逐情欲的多元并存的江南市井文化精神。丁瑶认为:富春江畔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的是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乡土生活与城市消费对立。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如何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江南城市生活理念及其审美实践方式,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     

车前子散文论

在年轻一代江南散文作家中,车前子的散文成为江南文化,尤其是江南文人文化很好的载体,而他在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气息,和他的笔法采取的“斜”姿,使得他的散文显得风格独特。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车前子以诗歌创作走上文坛,而散文创作却是其文化个性的最终栖息之所。     

富春江畔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

江南城市社会是中国古典审美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本组笔谈以"细读"的方式揭示了江南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审美文化理论、结构与功能。刘士林认为,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掘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我们研究江南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根本目的。朱逸宁认为,南唐文人在江南都市文艺精神的传承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冯延巳有着不同于北方文人伦理精神的一种气质;李和李煜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江南的诗性审美精神。曹茶香认为,以汴京为代表的都城民俗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的商埠风俗:汴京---兼容、平民化,苏杭---奢华、诗意化,在柳词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伍波认为,李渔《十二楼》以"凡尘味十足"的文人眼光看待明末清初的江南社会,反映了重道义、趋私利、逐情欲的多元并存的江南市井文化精神。丁瑶认为:富春江畔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的是人们的不同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是典型的中国乡土生活与城市消费对立。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如何提高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江南城市生活理念及其审美实践方式,是一笔极为珍贵的传统人文精神资源。     

评庄锡华散文集《斜阳旧影》

怀古也许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情结 ,凭借这种方式 ,去寻找一种被现代人遗忘的诗性情怀。庄锡华的散文集《斜阳旧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 ,以古都金陵为叙事空间 ,展开其历史时间所流动的故事 ,以地域为圆心 ,勾勒出一个艺术审美的境界。在散文的百草园里 ,它以选择对历史作诗意沉思的方式 ,以南京的地域文化的空灵与厚重 ,显现了理性与诗性相交融的魅力。笔者以为 ,《斜阳旧影》实为地域文化散文中颇有美学魅力的艺术果实。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曾说 :“历史与诗歌乃是我们认识自我的一种研究方法 ,是建筑我们人类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     

江南文化诗性特质的深刻烙印——以明代汤显祖的活动为考察

江南,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理概念,"唯美,追求生命、艺术和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心中"诗歌和艺术的蓬莱胜景"。与此相呼应的,江南文化中更多地展现出浪漫、典雅的诗性特质。本文追寻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足迹,力求发现他与江南文化之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联系,解析江南文化对其戏曲创作生涯的巨大成就所起到的不可估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