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对韩愈“文以明道”的接受

文道关系自南北朝起就是文学家、文论家讨论的重点论题。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推行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文以明道"说,这种古文理论对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的文学家、政治家以及理学家都从不同角度或继承、发展,或批评了韩愈的文道观,宋人的接受又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韩愈“文以明道”思想对古文模仿的超越

韩愈致力于倡导"文以明道",反对古文写作时的简单模仿,其深层原因就是作文者要注重内在的个体道德修养,这承袭了先秦心性论的传统,开启了唐宋思想转型。     

刘勰“文以明道”中的情志主体论

简单地认为古代文道论中缺失主体地位的现代看法是极不准确的。刘勰的"文以明道"观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理论原型的第一个明确体系,也是第一次明确论述了文道关系中的创作主体问题。刘勰大量论述了心、志、情在创作中的作用,通过"原道心"与"原道"相勾连,通过"志与道申"将志道相贯通,通过"为情造文"将情道相统一,可以将其命名为建构了文道关系中的"情志主体论"。     

从《三戒》等寓言看柳宗元的“文以明道”

柳宗元"文以明道"的文学思想历来被学人看重,从诗词文赋各个方面来研究,但很少有从寓言角度研究的。而寓言这一文体也是到了柳宗元这里才真正成熟,从寓言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东西,首先,寓言本身是柳宗元"文以明道"思想的最好体现。其次,我们从寓言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中也可看到"文以明道"之"道"其实也可作"诗言志"之"志"来解。而且,我们在对《三戒》等寓言的解读中也能更好的理解"文以明道"。     

浅论韩愈的为文观——以《答李翊书》为中心

《答李翊书》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给李翊回复的一封书信,在此文中韩愈阐述了自己的为文观念。此文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文以明道”、“务去陈言”、“气盛则言”的为文观点,这些为文观点对我们当今创作文章有很大的影响。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柳宗元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旁推交通”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柳宗元的影响,如反对骈文、倡导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旁推交通"作古文等观点.但他又对柳宗元的理论做了适当变通.结合朝鲜的时代特征和创作实际,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探讨了"旁推交通"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柳宗元赠序文中的明道思想

柳宗元的赠序文创作数量可观、题材多样、思想丰富。但当今赠序文研究大都集中于韩愈作品,深入探究,柳宗元赠序亦有关注之处。其赠序文无论是创作于前期的还是写于后期的,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文以明道"的理论。其赠序文中的"明道"体现在致赠对象的儒者君子形象塑造,同时体现在赠序文中用"明道"思想指导"及物"的主题内容丰富,这使赠序文具有广泛的社会思想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批判性和现实性。     

论韩愈的“不平则鸣”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是对文学起源简洁而生动的概括。然而,生活在现实社会,始终坚持＂不平则鸣＂,却确属凤毛麟角。因而倍显出韩愈的难能可贵,请看他的屡贬屡＂鸣＂：爱民之鸣,得罪权臣,被贬阳山终不悔;忧国之鸣,直达天听,甘冒斧钺不惜身;为友之鸣,传遍四海,自古至今传佳话;为死者鸣,悼亡慰亲,些须误会又如何？     

论韩愈“状”类公文

在中国古代公文发展史上,韩愈是一位起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文章高手。本文通过以《韩愈集》中“状”类公文为例进行论述,分析其内容、模式与特点,由此彰显韩愈对公文的贡献,揭示韩愈在中国公文史上的作用。     

论韩愈诗的喜剧精神

喜剧精神就是以一种理性的旁观加调侃性的玩笑的态度来对待世间事物的精神。中国古代诗歌一般来说严肃性有馀而玩笑性不足,韩愈的诗却不是如此。他经常以游戏的心态来看待人间事物,所以他的诗富有喜剧精神。他的诗或纯属玩笑之作,或是玩笑性的嘲讽,或笑他人,或笑自己,即使正经之作也不时地插一些喜剧性的描写或玩笑性的句子,他的那些争奇斗险的作品其实也包含着玩笑性的成分。韩愈是一个同时具有征服意识和超脱意识的人,他的喜剧精神是由他的这种双重性格所决定的。     

韩愈"以诗为戏"论

韩愈的“以诗为戏”有“战诗”和嘲戏谐谑两种形式,其创作目的主要是获取乐趣,与传统的“诗言志”不同。因此,创作手段也不同,这是韩愈“以文为诗”创作手法形成的原因之一。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石本考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早在中唐时期就已经被镂诸金石 ,南宋年间又有重刻本。本文考察此篇石本迄今为止的流传状况 ,并考察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

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古文运动的深入，呈递减之势。这些成分集中分布在议论性和抒情性的文体中，在叙事性文体中，句式则以纯正散体为多。借助骈句议论和抒情而纯用散句叙事的文体特征，甚至经常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之中。韩文中还存在着宇教和平仄基本保持着“四六文”的原有特征、而两句间的对偶和韵律已不复存在的“亚骈句”形态。     

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论韩愈墓志铭的创作构思

文章主要谈韩愈墓志铭类散文的独特构思.韩愈的墓志铭创作在立意上注重对墓主个性气质的凸现,其后的选材、结构安排、表现方式方法等都以此为中心展开,但又各有新意.选材强调精当,结构安排上力求出新出奇,在表现上则创新性地在墓志铭中运用主客观结合的叙述形式和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这些都使韩愈的墓志铭类散文显出独特的构思.     

浅论韩愈传记文的《史记》笔法

韩愈古文在唐代乃至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传记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传记文继承了太史公的史传体笔法,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受<史记>的影响.     

试论韩愈的“文德”思想

韩愈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同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文学史上的“文德”思想。其主要表现在为文以德和为文修德两个方面,不仅强调文人作文要有德行,而且还把作文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有效途径,完成了先秦以来文学可以立德、立功、立言和“有德者必有言”这两种文学观念的合流,标志着古代文学中的“文德”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论韩愈两次被贬中的"变"与"不变"

韩愈一生遭遇了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在这两次被贬的过程中，韩愈在保持自己“不变”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贬官的原因、韩愈被贬后对“贬官”这一事件的认识以及韩愈在贬所的状态三方面可以揭示韩愈两次被贬中的“变化”与“不变”的原因。     

韩愈赠序之突变及赠序之传播与接受

文章主要探讨韩愈赠序在文体美学上的个性化突变，初步阐释唐代赠序的生存土壤和传播路径，并点出赠序在接受与再接受的过程中所给予自身以及读者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