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文明攻势前列的文学巨人——19世纪俄罗斯作家人格因素论

俄罗斯的文学巨人以他们的文化精神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社会进步 ,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能够产生巨大影响 ,与作家自身的人格因素是分不开的。文章认为 :19世纪俄罗斯作家人格魅力主要有三种因素 :一是公民气质 ,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并存 ,对社会政治的关心 ,对现实的积极干预 ,形成一种奇特的现象 ,俄国作家既是文学上的巨人 ,也是政治上的难民 ;二是平民意识 ,俄罗斯大多数作家是贵族 ,但他们的许多作品创作是以一种“陌生化”的视角 ,平民的视角去透视生活 ,特别是关注俄国小人物的生活 ,形成表现小人物的现实主义传统 ;三是“意图谬误”所造成的二重人格。许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违背原始的创作意图 ,或者是超越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现实主义作家的良心和与宗教立场、阶级立场相互矛盾 ,在二重人格中见出作家的人格。文章还就俄罗斯作家人格因素的形成原因作了分析     

试析《红旗谱》的复仇模式

复仇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之一。梁斌的小说《红旗谱》贯穿着复仇的主线,它既有对传统复仇原型的遗传,又有其复仇模式的转变。前者反映着作家的“无意识”继承,后者则反映出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运用。     

精神分析学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以揭示文学活动中各种无意识因素为目的。如果说精神分析学是“关于无意识的科学”①,那么精神分析批评也就是关于无意识的批评,它“致力于考察艺术品中的无意识意义,研究作家所虚构人物的无意识动机和作家的无意识趋向”。②。在精神分析批评看来,从意识层面考察文学所得到的判断是表层的、片断的和不完整以及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人们所没有意识到或者     

女性立场的彻底消失——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女性主义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丁玲女性立场彻底消失的标志性作品。如果从性别视角切入文本,可以发现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其实是丁玲对于女性命运的一贯思考。这是在作家被基本体制化后,在创作出“重大题材”的作品中潜藏的作家内心深处的无意识表露。这种无意识在黑妮形象的塑造、劳动妇女群像的书写和女性叙事笔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显露。     

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1970年代之前的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1970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1970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审美心理活动中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

1 在审美心理过程中,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有哪些复杂关系呢?主要有两种:互相排斥和协同作用。互相排斥指某些有意识的动机、意图、观念对审美心理活动产生干扰,二者形成矛盾对立的局面。结果,或是有意识的动机、意图、观念为无意识的审美心理活动所排斥;或是无意识的审美心理活动为有意识的动机、意图和观念所排斥。前者如托尔斯泰的消极思想因素(托尔斯泰主义)对他的艺术创作具有影响,但在创作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摒弃了这些思想因素。再比如,十多年前,当我们带着批判的观点去听“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的交响乐时,却禁不住心灵的震颤;或是带着成见     

不做“政治家” 也得学“时政”

“时政”,即时事政治的简称,是对世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判断的概括性说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政”的时空里,只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罢了。人可以不从政,但不能完全脱离“时政”,这是因为“时政”是社会运行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不可能缺少“时政”的基本内核,人作为社会的细胞.能处于“世外桃源”吗?     

从文化视角看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热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在中国大陆解放,香港市民阶层急骤膨胀的背景下出现的。在金庸创作武侠小说过程中,从“写武侠”到“反武侠”经历了一个否定“自己”的文化心态演变过程,同时在创作中表现了许多新的文化观念,使武侠小说不俗脱凡,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武侠小说是文学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类,它可以与文学共存,但“武侠小说热”却不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它不可能走向永恒。因此,金庸“挂刀封笔”,是明智的决定。     

从文化视角看金庸小说

金庸小说热是一种化现象，它是在中国大陆解放，香港市民阶层急骤膨胀的背景下出现的。在金庸创作武侠小说过程中，从“写武侠”到“反武侠”经历了一个否定“自己”的化心态演变过程，同时在创作中表现了许多新的化观念，使武侠小说不俗脱凡，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武侠小说是学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类，它可以与学共存，但“武侠小说热”却不是学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它不可能走向永恒。因此，金庸“挂刀封笔”，是明智的决定。     

托尔斯泰对茅盾的影响

鲁迅认为俄国近代文学是中国作家的“导师和朋友”。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常常可以发现他们与某个俄国作家的某种联系。有的表现为对某个俄国作家的偏爱,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艺术上接近之。如巴金选择了屠格涅夫,而茅盾则接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茅盾说:“我爱左拉,我亦爱托尔斯泰。……可是到我自己来试作小说时,我却更近于托尔斯泰”。直到晚年他还明确地说:“我更喜欢托尔斯泰。”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提到托尔斯泰的名字、作品、艺术经验等次数之多,也是罕见的。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茅盾创作和托尔斯泰创作的联系:茅盾与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共同点表现在什么地方?茅盾在艺术上是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托尔斯泰的经验的?茅盾在接受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时表现出一些什么特色?在这里有没有表现出茅盾的个性?     

回归与再创——试论路遥的童年经验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童年经验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因为一个个体童年对外在世界和生命自身的第一次发现,引发出来自生命本体的原初之力,形成情感和智慧无法遏止的释放。这种释放会在作家以后的创作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沉淀,从而呈现出富有诗意光彩的审美风范。在路遥的创作中,“母亲情结”、“苦难意识”、“悲剧意识”是三个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源于作家独特的童年经验。因此,在考察路遥的文学创作时,作家的童年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     

试论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情结

从个人生活经历上看,金庸明显具有双重身份:作为成功报人、政论家的查良镛与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这也决定了金庸不仅仅把武侠小说当做历史和文学故事来写,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宣泄他作为政论家的政治热情,表现其内心的政治思考和抱负。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其前者身份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政治情结,对其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情节结构·创作主体·意识形态

叙事作品的情节结构与创作主体及其所拥有和从属的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关联。意识形态作用于创作主体,进而影响情节结构。意识形态外化为情节结构具有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式:一为“无意识”情况下意识形态的运作在情节结构上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又分为历史承袭性和当前主流意识强制性两种情况;一为作家按其自觉到的观念和方式安排情节结构时意识形态运作的情况。     

论台湾1950-1990年代的“金庸现象”

当代武侠小说的发展,以台湾与香港为主要重镇,并透过媒体传播,迅速成为通俗文学的主流,尤其作家金庸更代表着华人武侠小说创作的重要指标。由于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热潮,以及媒体将金庸武侠小说改编为电影与戏剧的风潮,因而衍生“金庸现象”。故以台湾1950-19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的流通情况作为论述主轴,亦藉由金庸武侠小说对台湾武侠文学的各种影响,进而析论“金庸现象”,并剖析开启“金庸现象”的历史与文化因素,与“金庸现象”所产生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另外,研究台湾1950-1990年代的社会环境,与金庸武侠小说从“创作”、“禁止出版”至“开放出版”历程的融合。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判定中的人本逻辑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判定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目前还存在认识分歧。人的主体性是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作品的必备要素,创作意图和思想情感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志。人工智能不具备创作意图,人可以将创作意图体现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之中。人的情感不易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表达,应当以人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的创造性贡献作为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的依据。构成作品的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当具有“对话”功能,为了防止作品结构消解、避免作品“对话”功能缺失、防止著作权法激励错位,应当摒弃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判定的“外观主义”路径。同时,也应当探索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策略,坚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来源于“直接使用人”的基本立场,避免受众对人工智能生成物和普通人类作品产生混淆,在维护著作权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实现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     

不同层面上的女性意识--铁凝、陈染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

铁凝、陈染都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对女性生存境遇与命运的恒久关注,具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但由于作家创作个性及创作时代等的不同,使这种“女性意识”具有传统与现代之别,应该说是两种不同层面上的女性意识。     

不同层面上的女性意识--铁凝、陈染小说的女性意识比较

铁凝、陈染都是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她们的创作都表现出一种对女性生存境遇与命运的恒久关注,具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但由于作家创作个性及创作时代等的不同,使这种“女性意识”具有传统与现代之别,应该说是两种不同层面上的女性意识。     

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文学大师

金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进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田。有人说:“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可见金庸武侠小说的魅力,只能用魔力和神力来形容。金庸在文学史上创造了许多奇迹:在20世纪中国作家排行榜上,有几位文学博士把他列在第四位,他是第一个使武侠小说创作脱离俗套与窠臼的文学大师;他第一次树立了文人办报的新形象,是当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一介书生,南下香港,白手起家,名动天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这是金庸的自我写照。金庸急流勇退金庸说他初写武侠小说,一为交差,二则是因为好玩。1972年,《明报》刊完《鹿鼎记》后他宣布封笔。时年他才48岁,正值写作的“青春”,对金庸突然止住如江河     

端木蕻良和他的《科尔沁旗草原》

一九三三年,二十一岁的端木蕻良创作了一部“实属难得”(茅盾语)的,“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郑振铎语)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没有一个现代中国作家在这个年龄,写出象这样结构奇特、内容庞杂的作品,并且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难读懂的一部。“我可以欣赏一部作品,但不了解作家而要对作品作出判断是很困难的”(圣·佩甫语)。因此,有必要回溯一下端木蕻良创作前的生活道路。     

郑敏诗歌的性别姿态及当下意义

女性写作对女性生命意识不懈的叩问与求索,是女性写作的核心内容,是构成女性写作指向的基质。在女性作家的创作里,她们的写作一旦凸现性别立场,就会出现相仿的精神指向:对自我生命的关怀。百年来的文学演进中,女性文学对这种关怀的自觉,弥漫在女性文学的写作中,根植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坚定而明确的认同。郑敏以一种智性的写作方式超越了这一法则,达到了女性的“人学”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