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

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人的情绪虽然以生物性反应为基础,但主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化和语言是建构情绪的重要手段。个体情绪借助语言在社会网络间传播,实质是一场以情绪理解为内核的群体情感互动仪式。互联网群体传播帮助人们通过建立弱关系扩大社会网络,促进个体情绪在传播范围上的量变和情绪性质上的质变,形成社会情绪型舆论。网络语言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情绪基因,通过模因复制进行群体传播。在此过程中,网络语言具有三重效应:一是凝合效应,促进深层情绪整合,形成社会舆论;二是转移效应,其表层的娱乐性、游戏性特征能推动情绪转化,疏导社会舆论;三是沉淀效应,累积社会情绪氛围,沉淀社会参与基因,建构网络语言所诞生和维护的社会文化。     

主流媒介议程建构下的风险景观——以《人民日报》(2000-2014)的暴恐报道为例

"9·11"事件以来,暴力恐怖风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蔓延。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媒介是现代风险的主要建构场域,也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主要来源,对于形塑公众风险感知、推进社会风险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和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5年来关于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主流媒介如何报道暴恐事件以及建构暴恐风险景观。     

论新闻的社会建构

人们面对的新闻符号世界、新闻图景首先是由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建构的.新闻是一定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一定社会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产物,不是简单的某些人为另一些人创造的产物.一定社会的新闻图景,是该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支配下建构的产物,是按照一定社会语法、社会语义规则建构的结果.     

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理论关系的经验检视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发展,在理论上将国家认同概念化为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地方主义三维度,运用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n=1421),力图从经验研究层面阐述并检验媒介使用、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理论关系.研究表明,媒介使用行为与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的主观感知和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会在一定层面上发生互动,尤其在建构本地认同上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公众对社会凝聚力离心趋势的感知会对其民族主义认同和城市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国家认同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动力机制和实践目标,与大众媒介着力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则有着积极的正向的预测关系.     

跨文化传播:韩国留学生在上海的人际网络分析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萨默瓦,2004:47),跟当地社会的个人、群体或者组织进行互动,重新建构自己的传播网络的过程(Yum,1988:247).跨文化传播活动实际上就是在跨文化层面上编织网的过程(Chen,2007:7).     

医疗改革报道中的媒体建构

德国传播学者舒尔茨指出,社会真实的“正身”无法验明,所有人类感知的社会真实,都是某种建构的结果。因此,重要的是去追问媒体是根据哪些规则建构社会真实,哪些新闻要素决定了新闻的选择及新闻的处理①。     

虚拟化生存的基础——虚拟真实与虚拟自我的建构

虚拟实在是计算机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幻象,在这种状态之中,物体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被体验的对象。在虚拟真实之中,虚拟自我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个体在虚拟时空之中一种栖居和存在的状态。这种栖居和存在势必又将重新建构自我的含义,自我源自两重真实的互动与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虚拟真实(virtual reality)建构的过程就是人们在与真实对应的虚拟或者虚构的世界中,通过自我的投射或者中介重新建构自我的过程。建构虚拟真实也是人们认知自我的愿望的实现。本项研究以虚拟真实这一传播技术形态为视角来观察人的本体性在这场信息革命中的变化与发展。     

新闻推送对世界的二次重构

媒介建构的拟态世界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中影响信息选择与传播的各种力量角逐和协商的综合反映.新闻推送的产生是网络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为满足网络用户的新闻获取而进行的自觉进化.新闻推送过程既反映了人与计算机之间的智能互动,又反映了新闻推送主体与社会集体意识之间的微妙互动.新闻推送的结果作用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观察,从而完成对现实世界的二次重构.     

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最早由Donald Horton和Richard Wohl提出,旨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特点,并试图解释其与一般的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异。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建构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形式,得出新浪微博用在场感、参与感、熟悉感和仪式感来达到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的结论。     

新闻报道互动框架的建构——以《环球时报》奥运报道为例

框架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框架之所以会导致认知偏差在于框架的偏向性和刻板性,互动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偏向性和刻板性。本文通过对《环球时报》对北京奥运的报道,分析了互动框架的运用与建构。     

具象化、类社会互动和群体边界——媒介“女性”范畴的现实生产机制研究

性别刻板印象的媒介生产是效果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范畴化和社会认同理论,聚焦于该领域中性别刻板印象从媒介到现实的社会心理生产机制,通过对《非诚勿扰》男性受众的深度访谈,发现媒介建构的"女性"范畴通过具象化、类社会互动和群体边界确定等具体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男大学生群体现实的"女性"认知范畴发生互动从而产生了现实影响。     

社交媒体与护肤行为:青年男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社会性别建构主义认为对于社会性别的认知是建构的、来源于人际互动。研究通过对广州地区青年男性的问卷调查,考察社交媒体、青年男性护肤行为与社会性别建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社交媒体护肤内容的接触频率、形式、立场、呈现性别、传播者的身份和特质都与青年男性的护肤行为及其社会性别建构有关。这种社会性别的解构与重构是在性别平等意识、个体意识、消费主义共同作用下在社交媒体的"拟态环境"中完成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融媒体话语建构功能

媒介话语建构的核心在于作为议程设置的媒体,在对客观现实进行信息符码编码过程中的信息选择趋向,及其确定如何与受众信息解码的反映形成有机互动。媒体深度融合而形成的融媒体生态从本质上促使社会治理,由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单向的强制性"管理"行为,逐渐向以合作协商和透明公正为核心的现代化模式转型。融媒体话语建构伴随这种转型凸显作为信息编码和传输机构的媒体如何反映国家、社会、公众三者之间,在现代化目标驱使下的社会治理中,行政成本与效能收益之间最优化良性互动机制的建构过程。     

中国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

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发展逻辑是同步性和异在性的实践统一,在制度伦理、道德调控的支撑中寻求大众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良性互动,以求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心态理论。     

重拾、共构与嵌合:乡村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汉市黄陂区A村为例

传播媒介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中,并改变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建构着新的社区文化。文章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为路径,采用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乡村青年是如何统合新旧媒介进行媒介实践活动,媒介在乡村抗疫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并在实践中又产生何种主体关系与文化。研究发现新旧媒介彼此交融混搭,甚至传统媒介被重拾,两者共构为一种社会文化"传播力"。青年并未被媒介结构反制,他们发挥创造力与能动性,成为抗疫行动的主体。媒介实践是一个互动过程,它不仅是再现或描述现实,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形塑与建构。     

社会媒体对新闻与受众互动的塑造——以微博的新闻传播为例

任何一种媒介在传播新闻时,都承载着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力。影响力的大小与受众的数量有关系,与新闻的质量有关系,还与所能引发的公众关注有关系。本文将着重探究在微博时代,新闻与受众方面出现的新机制,新机制主要包括新的传受关系、受众的互动行为以及微博对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建构。     

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对NGO的重要性

本文以媒体对NGO（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以及对NGO与外部环境互动为维度,分析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在建构NGO社会认同、增加其合渤陛和社会影响力、促进NGO的健康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性。     

乡村人际传播中行动者身份解构与村庄社区传播模型建构

乡村传播"场域"中的主要行动者是农民,转型期的农民身份发生了分化,农民在乡村社会传播中的行动直接影响着村庄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建构。借用社会传播网络分析工具考察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网络结构是本文的旨归。经田野考察发现,现代中国乡村传播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的网状模式:日常生活中人们选择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介传播等不同传播方式来编织他们的信息传播网络,这些信息传播网络从不同层面推动着乡村社会的发展。     

西方媒体与风险研究综述

在风险社会,媒体是风险信息沟通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媒体是重要的风险放大器,它通过传播风险信号、污名化、涟漪效应等,强化了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媒体传播和放大社会风险,还关乎新闻的选择和叙述方式上的建构逻辑。除了纸媒、电视外,研究媒体与风险的学者也开始关注电影、科幻小说、互联网等其他新媒介。     

动之以“情”：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

随着媒介技术深度嵌入社会互动,人类的情感感知与体验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丰富,情感效应在媒介化社会中愈加放大。社会互动中情感传播主体趋向多元,风险社会下国际公众的情感感知强化,媒介环境为国家间情感互动赋能,情感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效能凸显。由此,国家形象传播的情感回归成为可能。实现国家形象的情感传播,需要立足情感认同,以“同伴”立场突破“自说自话”;升级情感资源,以需求定位开展内容供给侧改革;强化情感联结,以国民叙事促进民心相通;统合情感旨归,以人类共同理念实现情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