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蔓延”还是“文学性互文”？

“文学性蔓延”的论争始终将文学和文学性置于一个其他艺术文化分类仰望的绝对高度,讨论其是否能以单向度的观照者身份扩张着文学诗意的霸权。结合后现代在文学领域内的互文性理论,笔者认为应该双向看待“文学性蔓延”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看到文学或文学性对于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多维度的影响,也必须看到这些学科门类对于文学发展长期的反作用。这种双向度的互文性关系使得无论文学、艺术和文化都有无限的发展活力,各个领域和学科在互相交流的活动中互相借鉴和成长,从彼此联通和无尽的排列组合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从"文学性"到"娱乐性":一种解构文学本质观的策略

随着消费时代临近以及文学边界的消蚀,"文学性"越来越受到文艺学研究者的青睐.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性",无论是作为本质的"文学性"或作为功能的"文学性"."文学性"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冲动所导致的成果,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祟.文艺学研究应该放弃对"文学性"的探寻,将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学活动",结合历史语境对"文学活动"的样态做出描述.由此,我们就可以用"娱乐性"来概括"文学活动"所共享的特征.     

“本质的悬置”的辩护,或日祛魅——与党圣元先生商榷

党圣元先生根据拙文《“文本的悬置”：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指认笔者是“反本质主义论者”,“本质的悬置”说是“反本质主义论”的首要特征。笔者不认同党圣元先生。“本质的悬置”并不具有反本主义的内涵,其初衷是希望论争的双方能携手为文学理论体系的更新与建构做一些切实可行的研究。     

论文学性与文学传统

只有文学性的存在得到确证,文学性理论才能走出相对主义迷误。以往本质主义的论证混淆了“文学”性与文学作品的共性,因而往往陷于困境。这里提出,文学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譬如森林与森林中树木之间关系,森林的特质不是森林中树木的共性,因此,文学性也不是具体文学作品的共性,而是文学整体的特质。由于文学整体具有稳定性,因此,文学性虽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但也不完全由历史语境造成。文学性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超历史的稳定性二者的张力之间。其具体存在方式可以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理论予以说明: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性不是文学作品的同一性,而是某种统一性,因此,我们不可能以归纳思维或分析思维确切地把握它,而只能在文学的具体存在中意会。     

文学会消亡吗？——从“非文学性”看文学性扩张

随着当代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不断显现,在文坛上也引发了文学是否会消亡的论争,人们往往从文学性的扩张角度去探讨文学的发展,而忽视其反面的视角——非文学性,也正是非文学性的存在才使文学性更加的凸现出来,更需关注的是有时文学中的非文学性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文学性。本文所涉及的非文学性因素即历史诗性、意识形态性和商业属性。     

文学性的程度论之悖谬——与刘淮南先生商榷

刘淮南先生认为文学性意味着对文学属性的确认,又意味着对文学属性之强弱分析。按照这种说法,应该是先有文学属性的确认,然后才有文学属性的强弱分析。然而他却力主一种文学性的程度论,并否定从文学属性进行文学性研究的路径。这就陷入了一种逻辑悖谬。文学性实际上是文学的根本属性或者本质属性,对文学性的研究应该着眼于文学活动的整体,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文本或者作家创作。     

历史建构中“文学性”

文学性这一概念是个时代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它有着迥异的理解,所谓文学家看它为根,作家看它为魂,评论家看它为本,文化学家看它为末。同时,文学性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从形态到正式提出,再到解构,可以品读到其在一般意义上作为文学的特质所体现的文学自身的定位,也是一个接受并不断变化影响文学文化层面上的大“认同”。     

“顾名思义”还是“循名责实”？——与马执斌先生商榷

《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上发表了马执斌先生的《树立新的历史教材观是当务之急》。文中，马先生对课程标准的由来，叶圣陶对“课程标准”的看法，以及正义原则的“永恒”性等进行了“顾名思义、循名责实”的阐发，并作为进一步推论的重要依据。“顾名思义”是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出来的，“循名责实”是以未知为前提，“求”出来的，两者本不是一个意思。笔者也借用这两个词汇，求证马先生的立论，与马先生商榷。     

“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

“花儿”作为西北高原特有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它的语言的特点及语言形成的历史渊源、语言的节奏、语言的艺术蕴味,形成其浓厚的文学性。而它丰富的类别、独有的调式调性、曲调的音程和曲式结构,又使它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因此,随着“花儿”的普遍流传和发展,它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鼓舞作用。     

“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

“花儿”作为西北高原特有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它的语言的特点及语言形成的历史渊源、语言的节奏、语言的艺术蕴味,形成其浓厚的文学性。而它丰富的类别、独有的调式调性、曲调的音程和曲式结构,又使它具有更强的音乐性。因此,随着“花儿”的普遍流传和发展,它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鼓舞作用。     

反思文学理论：从“本质诉求”到“反本质主义”诉求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凸显＂本质诉求＂,同时在其理论言述的自然逻辑发展中,以＂透视主义＂相制衡,显示出了超越＂本质主义＂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理论（研究）凸显出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诉求,但因为＂本质主义＂以退为进的未来许诺姿态（因果倒置）,最终＂反本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自行解构的困境中而流于一种＂本质主义＂。     

解构与建构:墨菲后现代女性主义政治学的双重逻辑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墨菲从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出发,质询主体化的女性范畴、解构自由主义政治学传统的公共/私人领域二分法。在批判自由主义和市民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范畴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公民身份,从而为不同的主体立场进行霸权链接实践提供了合法性身份前提。在这一新的公民身份范畴统领下,女性主义政治学的政治规划就是在"民主革命"的大旗下,反抗诸多屈从的社会关系,揭露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最终实现女性平等和解放。     

文学教学中的“认知性”与“文学性”问题

文学的基本精神决定了文学教学"认知性"与"文学性"两者并重,"认知性"规定了文学教育的知识性内容,"文学性"的特点决定了文学教学以文本阐释阅读为中心,"还原"文学经验,关注情感形态,具体细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我们将"文学性"概念引入文学教学中,并力求在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     

试论“解构—建构”教学观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教学理论,为新课程变革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建构主义理论本身的局限性。“解构-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教学观,这种新的教学观可以为摆脱建构主义理论在教学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找到出路。     

历史性与文学性:真实与虚构?——对“真实”与“虚构”的反思

历史与文学的本质特性及其关系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转化为"真实"与"虚构"的本质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真实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建构,它是基于既定的有限度的现象材料而建构起来的,那么在最根本的存在之界中,它是"虚构"而成的。而"虚构"作为一种根本的主体精神能力,它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和直观认识,反映着人精神维度上的最高真实。它不仅是一种事实,而且是主体确证自身存在感的源头,也即"真实"的源头。真实与虚构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问题学生”的本质论与社会建构论

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思维范式对＂问题学生＂的认识存在差异,＂问题学生＂实际上是一种主观建构的过程性的存在,是人为＂标定＂出来的定义化、概念化。     

引导：在学习之前还是学习之后？——与李化中先生商榷

费尔巴哈有云：“论文像是光，论争像是火。”文章有反响，无论是正面的反面，对作者对刊物，都是求之不得。特别是商榷文章，于争辩之中，能将问题最大限度地引向深入，从而使事物的本质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这对读者对刊物，都是好事，对作者更是幸莫大焉。李化中先生是我老友，拙文《在原则与方法之间——“引导”教学简论》发表后，承他不弃，于百忙之中，拨冗撰文见2004年10期《教师的作用在于引导》，给以指教，至为感谢。     

“继”还是“绝”?——与邓球柏先生商榷

邓球柏老师将简本《老子》甲组第一章训为“继智弃偏,民利百倍;继巧弃利,盗贼亡有;继仁弃诈,民复季子”,不妥。简本仍应训为“绝”;训为“继”不符合老子思想特点。研究新出土的史料要坚持“两重新证法”。     

是复合，还是整合？——与王尚文先生商榷

王尚文先生在《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12期论述了"语文课程的复合性",指出"语文课程肩负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两项任务",提出了"语文教学分治的建议",对此我们提出两点意见与先生商榷: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考察

作为近几年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的热点,“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核心似乎在于为文学寻找一个“本质”,或者为这“本质”寻找一个“科学”的表述：究竟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还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审美意识”？这两种表述都建立在八十年代以来“审美自律”前提上,而这一前提也仅在反拨文学的工具论上有其历史意义。所以论争的意义不过在于进一步彰显了各种政治与反政治权力对文学“本质”表述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