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的政治思想

萧公权先生说：“盖中国政治思想者,中国文化与社会之产物,而同时为二者不可割离之部分。吾人如欲彻底了解中国之文化与社会,自不得不研究中国之政治思想。”所谓“文化与社会”,可以抽象的理解为“物质与精神”,而政治思想恰好介于二者之间,既不脱离政治生活,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抽象性与概括性。另外,政治思想是附着于政治思想者...     

宋代理学家的双重追求

古代中国学术与政治关系之紧密，堪称我中华明的一个显特征。但执意认为中国的学术始终不变地是政治的附庸，却似乎太过武断。我无意强调学术的“自觉意识”刚好从宋代开始，然而，至少，我认为在宋代理学家那里，学术与政治二的关系处于某种相当健康的态势，不仅学术具备了独立的尊严，学们又何尝成为溺于“故纸堆”的酸腐学究？或许，这健康竟是空前绝后的呢。     

食艺调谐与政通人和──中国饮食文化政治与审美功能透析

食艺调谐与政通人和──中国饮食文化政治与审美功能透析佟辉一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孟轲曾经说过：“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又《礼记》的《礼运》篇亦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先贤们，早就把饮食看作人类的重...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

在当代学史的叙述中，“十七年学”的命运可谓几经沉浮。在政治激进化的时代，它连同“革学”一起几乎成为了学史叙述的唯一聚光点和兴奋之所在。可是随着1980年代对当代学与政治关系的反思，在回到“学自身”口号的询唤下，企图摆脱当年政治运动强加给学的种种清规戒律之后的学叙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越来越不屑一顾。这种建基于西方启蒙话语的学史叙述以服膺政治、否定个性为由，认定这一时期作品是政治的附庸，没有什么学价值。于是，“十七年学”一度被逐出了学史的讲堂，它似乎已湮没而衰蜕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漂浮的诡异的盲点。但盲点并不等于空白和虚无，它如同一个忽隐忽现的幽灵总是缠绕着曾经受其激荡、为之亢奋的灵魂。     

论中国古代儒家孝道政治观念中的“人臣之孝”

儒家孝道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孝治”即以孝治国安民。在中国古代“孝治”施政实践中，作为社会施政群体的朝廷官员及地方各级政府官吏，其自身的臣孝素养及行孝方式，对朝廷孝治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人臣之孝既包括一般孝道伦理所共性的“事亲”道德内容，同时也包括一系列“事君”的仕宦政治行为。在古代官场政治生活中，每当“事亲”的人伦道德与“事君”的政治行为发生抵牾冲突之时，封建国家孝道政治的原则，总是以牺牲“事亲”的个体道德完善，去满足“事君”的国家政治利益需要。     

论“川北圣人”张澜

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治格局中,民盟的崛起,为中共最后获胜提供了一些条件。建立新政权的中共政治家群体中,川籍政治家群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这些,都与"川北圣人"张澜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围绕张澜社会贡献的价值意义展开论述,并以之思考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文明构建的一些问题。     

饕餮与鸱鸮:误读的图像与误解之历史——兼论“禹铸九鼎”传说之虚妄

"饕餮"之原始含义乃是商人之祖神"玄鸟"亦即"鸱鸮","饕餮"与"鸱鸮"皆是周人对商人祖神崇拜之话语改造与重新建构之产物。由此推及,承载饕餮传说的"大禹铸鼎"、"铸鼎象物"之传说也是周人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重塑之产物,这一系列文献记载体现了中国上古社会深刻变革背景下对人们思想之影响。     

迷茫与扭曲的心灵——论建国后的周扬

在新中国的坛上，有“艺沙皇”之称的周扬，曾是一位头戴五彩光环，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但在冷漠而又威严的外表下，周扬亦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恼，内心里实际上深隐着一种悲凉的无奈，甚至疑虑与惶恐。他曾直接组织和领导了艺界一次次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批判运动，酿成了许多人的悲剧，     

中国文化年将于巴黎钟鸣鼓响

数百年来，亚细亚版图上神秘的伟大中国与欧罗巴大地上美丽的法兰西共和国，远悬欧亚大陆的两端，犹如两粒璀璨的星辰，一东一西，遥相辉映。无论是悠远漫长丝绸之路的联结，还是现代信息高速公路的沟通，中法两国在政治、经贸、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走过了地久长天长般的历程；其间虽有英法联军火毁万园之圆——     

中国现实造就的叛逆者——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文幼章

中国的革命现实改变了文幼章的政治观念,促使他坚决辞去传教士职务.与中国革命青年的接触,使他从空想的改良观点转变为献身革命的观点,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文幼章始终心系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并为之奔走效劳,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文化冲突中的外来文明生存状态——以近代教会学校适应性策略为视点

化间的冲突产生于化相遇之时，化间的调和是化生存之策略。西学伴随着基督教，在晚清社会中掀起了历史性的震动。其影响不仅仅于学术界．而且渗透到政治、教育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基督教传人中国，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只不过明清以前，它的影响力极小。明代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     

老戏园子闲话

徽班晋京百年，集南音之婉转，曲折与北曲之苍凉，悲壮于一体，演化成了今天的京剧模样，成为了中国国粹。     

科举文官支撑唐中宗、睿宗朝政治乱而不坠

诸葛亮每与刘备论及汉室倾危，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之世。而唐朝中宗与睿宗时的政治衰败，其实并不亚于东汉末年桓帝与灵帝之时。然而最后结局却大不一样，衰败一阵后唐未见倾覆，不久就跃入了开元盛世。     

试论萧公权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方法与特色

<正>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西洋现代知识体系对中国传统学术形成巨大挑战,政治学、政治思想等学科都来自西方,"中国政治思想"更不见于中国传统学术之林,学人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探索方有成绩。萧公权(1897-1981)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则更有其独特的治学路径。这首先表现在他身具西洋政治哲学的个人学术优长,以及他对当时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现状的清醒认识,集中表现在他的治学实践之中。他对中国政治思     

说龚自珍信佛的成因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思想家，在封建社会进入“衰世”之际，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对专制制度的腐朽、黑暗进行大胆批判，同时，又以一颗优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大声疾呼，倡言变革，在晚清思想界掀起巨澜。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然而，有趣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殚精竭虑，为国为民报尽匹夫之责的思想斗士，却又崇信佛教，探研佛理，与佛结下不解之缘。     

冰茧庵札记

司马迁作《史记》,以屈原与贾谊合为一传,实有深意与卓识。屈原与贾谊生于战国与汉初,树立了中国二千年来优秀知识分子之典型。屈、贾两人都是高才博学,有政治抱负与远见,能洞察时政利弊,敢于直陈所见。但是他们没有对于政壇风云、人际关系的透彻了解与估量,没有应付政治形势的策略,所以造成个人身世之悲剧,为后人所痛惜。司马迁撰写《屈原贾生列传》,透露出深切的同情与惋惜。苏轼作《贾谊论》,也叹惜贾生是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所以屈、贾是才人,而不是政治家。才人可以有政治卓见,发为文章,其中意见     

论儒学取得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内在原因

儒家以家庭为其仁学植根的土壤；铸造以情为基调的化性格；以学术之“毛”附政治之“皮”是它的“执”；“学而优则仕”使儒学独具魔力；它以开放的姿态与道家、佛教共存互补。儒学自身的上述特点促进了它在中国化中的主导地位的形成。     

论老子之学术归止

中国古代的学说大抵都以“致用”为目的，诸子百家无论其学说在“哲学”或“为道”方面建树多高，也必有其社会政治之归止。但是由“哲学”或“为道”的学术原则方面看，老子的政治主张又是由其“哲学”或“道论”之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包括其社会政治主张的矛盾与分歧，也是由其“哲学”或“道论”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概括地说老子的政治思想有“无为无不为”与“贵柔”两个方面，其中“无为无不为”是由形而上的道论，亦即绝对的“大象无形”的逻辑思维形式中引申出来的；“贵柔”是由形而下的“器”的层面，亦即相对的“有无相生”的逻辑思维形式中引申出来的。二者的区分体现着老子学术上的一大转折。     

唐诗中的长安外商酒店

唐朝（公元618-907）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思想开放，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威远播。唐代的国都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十二个朝代的国都，是“陆丝路”的起点，人口多达百万之众。这个带有异域情调的国际都市不仅是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中心。在长安城内设有鸿昨寺、典客署、礼宾院与专门接待管理外国宾客和侨民的机构。当时在长安定居住有数以万计的外国官员、宾客、僧侣、传教士、留学生、旅游者。开元年间（公元月y－741）有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唐王朝互相交往。我国古代称外国人为胡人，…     

林语堂眼中的孔子

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来说，孔子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他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还影响了中国的思想、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仅就后一点来说，孔子就够令人羡慕的了，据说他有门人三千，最有成就就有72人。而且，孔子常与学生燕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