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收获——以《周秦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为中心

编年体文学史的形式有利于更加细化和立体化、全方位地展示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状况,对于先秦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周秦文学编年史>分西周、春秋、战国、秦四部分,对周秦时期文学的原生状态进行了描述.本书不只是材料的堆积,也不只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简单汇集,而在多方面有所创新,有所推进.     

文学史叙述的线、面、场、体与价值旨归——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的问世谈文学史写作问题

当前的文学史叙事,存在着两种思维定势：文学史动态过程的线性发展观与文学史静态格局的平面组合观。《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则化＂线＂为＂场＂,化＂面＂为＂体＂,显示了学术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文学史观上的重大突破。     

再创文学编年史新境界——评赵伯陶先生《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

史书有纪传与编年之分。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撰著的兴盛，文学史撰著体例也逐渐形成近于史家纪传与史家编年相区别的传统。文学编年史侧重于文学史料、史实、史事的清理与把握，对文学发展进程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纪写，从而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学历史进程，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赵伯陶先生分撰的《明末清初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赵著），以明末清初（1601——1700）这一风云动荡历史时期的文学为研究对象，采用编年的形式，纲目结合，全面而立体地展现了明末清初百年的文学史风貌。全书史观宏阔，     

方法、内容与视野——史学研究视域中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

俞樟华主编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编年史》（上、下）全面展现了1917—1949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就方法而言,该著作采用编年史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序进行史料的编纂与整理。就内容而言,该著作梳理了33年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历史史实,所采用的文献类型多元而丰富。就视野而言,该著作视野宏阔,兼收并蓄,关注到以往研究中被相对忽视的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难得的编年史著作,该著作具有溯本清源之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研究必有助力作用。     

从“史观”到“体制”——读范伯群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著的形成,基于对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的摈弃以及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建构。让原始资料说话是它的又一特色,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相关报章的通检以及促成专业资料库的建立等等。它还启示我们,应该关注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联结点,这是它们所以能够共生的基础。范著的体制则贯穿着通俗文学的"动力机制"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展示了文化市场对多元共生景观的布局、平衡和稳定所起的关键作用,既是对通俗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也提供了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文学史的传统与新质——兼论《客家文学史纲》

"传统"和"新质"融于一体,是评价一部文学史著的基本价值标准。历来文坛时见对单篇作品的评价,鲜有较系统的客家文学史著述。《客家文学史纲》就其文学史观、文学史体例等,均是"传统"的,与已有的"传统"文学史文脉维系相融,就其文学史内容而言如对客家文学的界定、文学地理学的考察视角、客家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及对历代客家作家作品的评述与考辨、闽粤赣台客家文学的比较研究等,又是有"新质"的,为中国文学史撰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1960年初的澳门文学——《澳门文学编年史》（节选）

本文是《澳门文学编年史》的节选之一。《编年史》以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为主,兼及作品单行本的出版和有关文学活动,以还原澳门文学的真切史实。这部分节选记录了1960年1月至3月澳门文学的具体面貌。     

论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对中国传记文学史的贡献

相比于司马迁的《史记》,中国文史界及后人似乎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作用,存在着估量不足的偏颇和缺憾.文章从传记文学史的角度推敲论述,试图给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一个恰当的学术定位.     

文学史研究应回归文学史本体——以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史本体缘于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大致指的是文学史上出现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内容.1949年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过多地涉及到了政治和文化因素,从而遮蔽了原本应当占主要地位的文学史自身的内容.虽然上世纪1980年代就已有进入文学史内层的争论,但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进入新世纪,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作了一个表率.文学史研究本体性的回归,既有文学自身边缘化的原因,也有文学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来的文学思潮也起到了不小作用.     

“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文章对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给予分析和评价，因其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风格而被称为“重写文学史”的扛鼎之作。     

一部“个性”的文学史——评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

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独具个性的“新文学”史,它以新的文学史观,全面广阔的研究视野,人性的、审美的研究立场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展现出其突破以往文学史撰写模式的鲜明个性,走出一条“个性治史”的新道路。     

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研究：从“史观”到“体制”——读范伯群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著的形成,基于对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的摈弃以及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建构。让原始资料说话是它的又一特色,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相关报章的通检以及促成专业资料库的建立等等。它还启示我们,应该关注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联结点,这是它们所以能够共生的基础。范著的体制则贯穿着通俗丈学的“动力机制”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展示了文化市场对多元共生景观的布局、平衡和稳定所起的关键作用,既是对通俗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也提供了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新文学史观的探索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从1922年胡适创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中国新文学史的编撰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间出现的中国新文学史（或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已远远超过了200部。但是,历史的悠久和数量的繁多并不意味着该项工程的完全成熟或业已竣工,相反,时至今日,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却前所未有地成为学科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     

《新青年》的文学史意义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的诸多的令人困惑的文学现象常常构成对我们既有的现代文学观念的挑战,使我们重新反思何为现代文学,寻绎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质疑“现代文学的发生”这一历史命题。     

《女神》文学史意义新识——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发展走向考察郭沫若的文学史行为

自"五四"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政治倾向文学向政治斗争文学发展的历史。从这一发展走向着眼,考察郭沫若上世纪前期出版的《女神》可以发现,它不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诗集,也是第一部革命浪漫主义诗作,更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文学的启动器,是连接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的桥梁。总观郭沫若的文学史行为,其文学史意义都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中，对当代文艺思想论争的教学，要抓重点剖析；对历史的文学现象以及作家作品要注重再认识再评价；要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参与现实的文学研究与评论，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的发展。     

《女神》文学史意义新识——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发展走向考察郭沫若的文学史行为

自"五四"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政治倾向文学向政治斗争文学发展的历史。从这一发展走向着眼,考察郭沫若上世纪前期出版的《女神》可以发现,它不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诗集,也是第一部革命浪漫主义诗作,更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文学的启动器,是连接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的桥梁。总观郭沫若的文学史行为,其文学史意义都体现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     

文学史的研究与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读《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

1994年《上海学》第1期上发表了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革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一。从此，陈思和的民间理论不断地生发延伸的含义和影响。褒贬尽管不一，但几年来它已成为当今学术领域生产能力和阐释能力较强的理论之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认为，陈思和的这篇论在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中都具有积极意义。     

互文视域下刘绶松的文学史创作——《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比较

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是建国以来较为重要的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著作.自其问世以来,曾于1956年和1979年两次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对现代文学史教学以及学术研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文选取刘绶松的《初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对比研究,探究特殊写作背景下刘绶松对新文学史创作的努力与尝试,在承认其创作局限性的基础上,尝试挖掘其在文学史的建构、体例结构的安排、史料运用以及文学评论等方面的价值与贡献.     

文学史写作的新收获——平张炯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

《共和国文学60年》是一部研究型文学史,既完整地展示了共和国文学60年的文学成就,又是分别独立的四本有学术个性的研究著作。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作者试图进行历史还原,以史料爬梳重新切入这段文学史,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多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审美解读和理论分析。这部文学史既承续了传统史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也兼顾了文学批评的评判职能,发挥了写作者的文学审美力和思维分析力,构成了对已有文学史的超越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