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州罗泉井会议”考辨

通过对“资州罗泉井会议”的召开背景、时间、作立场、与会人员、会议内容以及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唐宗尧、胡恭先二先生的回忆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谬误百出。所谓“罗泉井会议”纯系于虚乌有，其历史意义亦属无中生有。     

政治与教育之间:清末各派与中国公学

作为因反对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起的中国公学,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所学校,不仅仅因爱国反日而建,更考量了革命派、立宪派对于救国道路的选择。从这所学校的创建过程中,可以深入明晰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清末官僚等阶层对于政局的态度以及为之进行的活动。中国公学不仅是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更是近代社会政治变迁的缩影。     

也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驳议

文章以充分的论据驳斥了《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一文中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对会党的无情抛弃，才是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指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分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强调：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化，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而必须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试论清政府“劝导通商”策的影响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急剧膨胀,严重损害了清政府在朝鲜的传统利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在朝鲜势力的继续膨胀。以往史学界对清政府的这种“劝导通商”策多持批评态度。但清政府的“劝导通商”策挽救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朝鲜的主权,但清政府对朝鲜劝导通商使朝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一种消极政策。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民主共和,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与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展开殊死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篇章。     

也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驳议

文章以充分的论据驳斥了《试论民初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一文中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对会党的无情抛弃 ,才是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的观点 ,指出 :民初会党与革命党人的分裂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强调 :评价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与会党关系的转化 ,不能单纯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着手 ,而必须对其参与辛亥革命的心态和动机及其在辛亥革命后逆历史潮流的所作所为加以足够的重视 ;不能过分谴责革命派这样那样的缺点 ,而必须看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它毕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代表 ,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     

从革命党的哲学到执政党的哲学——兼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争论

斗争哲学不是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和谐哲学也不是只讲统一,不讲斗争。关键的区别在于,斗争哲学强调斗争是要达到旧统一体的破裂,实现事物的转化;而和谐哲学虽然也讲斗争,但斗争是为了保持统一体的存在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斗争哲学是强调质变的哲学,是革命党的哲学;而和谐哲学是适应量变的哲学,是执政党的哲学,它强调质的稳定性。1964年爆发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对立,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哲学上的反映。     

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

作为君主立宪派的中坚,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并曾以民族问题向革命派发难,宣传君主立宪。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包括三个要点：一、蒙、回、藏等族因国民程度低下而极易分裂,从而导致瓜分亡国;二、满汉矛盾起因于清朝统治政策的失误和满汉之间的双重误解;三、驳斥革命派的“亡国”论和“排满”论,进而得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而不可行民主共和。本文对上述观点的得先进行了评议,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近代中国的“补漏”意识及其危害

在自鸦片战争至戊戌维新的半个多世纪里，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找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与富强之路而殚精竭虑，甚至流血牺牲，但始终没有找准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老朽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因而也就一直没有找到打开近代化闸门的真正钥匙——彻底推翻清王朝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恰恰相反，他们无不把实现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身上，只是希望清政府进行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并且相信这种改革能够将中华民族引上近代化的轨道。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对苏维埃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苏维埃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在革命过程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都积极参与了苏维埃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但在理论上，它们认为苏维埃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政权机关,如果说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已代行了政权的部分职能，那么当合法的政权组成之后,苏维埃就应当“功成身退”。对苏维埃地位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苏维埃的态度。     

清政府对太平军的分化瓦解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一方面是真刀真枪的战场斗争,另一方面,也对太平军大力分化瓦解,招降纳叛.史学界对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的研究相当充分,对清方的分化瓦解却比较忽略.其实,在这方面,也是应该充分注意的.     

论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

近百年中国政治史，革命与改良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传统上，人们在研究中一般是褒革命而贬改良，但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革命与改良实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活动，无论从双方的目的或性质上看，都具有更多的同一性。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转变探析

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实践所经历的曲折过程说明,由革命党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自然到位.这种长期性是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党所处的执政地位对党自身带来的影响和要求;执政地位对党如何保持活力提出新的考验;执政党把握经济和社会管理工作的规律和方法,由外行变为内行;以及执政党地位变化的急速性与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变化的渐进性之间的矛盾,对革命党实现向执政党转变形成制约等因素决定的.     

论“丁戊奇荒”中晚清政府与传教士间的关系

"丁戊奇荒"期间,晚清政府和西方传教士都投入了救灾工作,但是晚清朝廷对于是否允许西方传教士参与救灾的问题上政策模糊,地方官员则依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对待传教士救灾活动的态度,导致在整个"丁戊奇荒"期间双方虽有合作却并不顺利。灾荒中晚清政府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近代中西之间的互动。     

论清政府对“庚子之乱”的危机治理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政府面临的一场严重社会危机。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国家危机防御机制已濒临崩溃,最高统治阶级缺乏治国才略,导致在危机出现以后,其决策和反应机制严重失控,政府职能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清政府对这场社会危机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建党特色论析

建党,被孙中山视为千头万绪的革命事业的三大端之一(其余两端为起义和宣传).建党的目的,就是他所说的“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那么,孙中山是如何建立以主义相号召的政党的呢?他的建党思想和活动又有何特色呢?本文仅就中华革命党时期孙中山建党特色谈几点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一中华革命党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它是总结了同盟会和民初国民党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建立的.     

俄国社会革命党对土地问题的探索

资本主义发展使俄国土地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革命党以研究农民问题起家，土地问题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社会革命党经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反复，形成了土地社会化纲领。坚持利用村社平均劳动传统，激发农民熄灭的劳动热情，发展劳动农民经济。在土地社会化纲领演变成土地草案的过程中，社会革命党提出了比较务实的劳动经济的混合经济学说，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结束。究其失败原因,除了清政府的腐朽和英国强大外,清政府在外交上的失败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迄今为止,对此问题的研究尚属寥寥。作者试就清政府在战前的闭关政策,战争中的“战”“和”政策,以及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总政策等问题,进行分析,找出清政府在外交上失败的原因。     

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演变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传教士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过程中促进了西方文化、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也给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清政府为阻遏非正统思想的传播，切断教会势力在精神领域的影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建设学习型政党 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建设学习型政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同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进而实现整个国家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