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视野中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合理构建

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多是以市民社会问题为突破口，而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争论并未随着相关论文的增多而减少，相对于过多的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的论述，本文集中精力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个人在这种二元结构变迁中的利益得失与处境，进而得到厘清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关系的两种取向。     

大学治理的社会参与:分析框架、概念界定与评测维度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社会参与大学治理是大学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关系向度。基于市民社会理论的政府——市场——社会——大学的四分结构是研究大学治理社会参与问题的分析框架。四分框架下,"社会"范畴的利益相关者组成要素的划分是清晰界定大学治理社会参与概念的基础。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是衡量和评测大学治理社会参与实际水平和质量的三个维度。     

汶川地震后捐款从众现象分析

把宏观层次的社会结构与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分析汶川地震后捐款从众现象,指出了社会结构怎样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从众是震后捐款不可忽视的现象。其既是当前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安排的结果,也是我们传统慈善文化和善的等级化的体现,并在大众媒体的刺激、示范与压力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展。通过从众反思我们的慈善行为,笔者倡导的就是在现代慈善意识浸润下的"常态"慈善。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用“变迁-结构-话语”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主要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员与社会颓丧、贪污腐败等变迁因素;基层民主、社会组织发展、制度化能力等结构因素;社会心理基础等话语因素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应以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思路,以解决利益矛盾、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社会中层组织发展、推动群体性事件制度化进程为主要内容.     

政治系统调适与执政党－基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分析

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随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的政治系统必须相应进行调适,其核心问题是处于政治系统核心地位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理念指标下,实现执政方式的改变;培育和增强社会与政治系统的“边界”的功能,发展界于社会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组织体;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国家化为政治系统调适的突破口;进一步调整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建立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咨询机关的体制性关系。     

中国模式和谐发展论——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量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即构建合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中国模式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三种现实形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国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在动态的实践层面失衡现象的表征是国家自主性太强,社会自主性较低。我们需要通过增强国家的权威性,提高社会的自主性,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现实形态,从而推动中国模式和谐发展。     

关于社会转型期高校组织冲突

社会转型期高校组织冲突的主要表现是：（1）社会转型中行政管理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社会权力结构重新配置．引发高校组织的权力结构变化．从而加剧权力关系冲突：（2）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势必发生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从而引发了高校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     

公共领域下中国公民与政府的互动逻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是反映社会空间独立与主体自治性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维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以国家权威为主导的统治力量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关系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受到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等共同作用,官民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公民缺乏与政府互动的一个对等性平台。在当前社会不断分化、利益表达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有效整合是官民良性互动形成的一条合理路径。     

城乡结构“后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挑战

在宏观的社会转型意义上,我国社会进入了"后转型"时代,城乡结构也发生着"后转型"变化。城乡结构变迁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紧密相关,在"后转型"的背景下推进城乡统筹战略,我们需要给予"后转型"的社会变迁环境与背景以足够的关注。我们需要谨防市场力量的不当挤压与侵蚀,更需要在关注制度环境等"软件"改革的同时,采取更专业的政策技术手段来激发地区内部资源活力。     

生物安全法律规制之社会互动论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与规范融合了个体行为、市场行为和国家行为对于生物安全的不同利益诉求及利益配置,法律规制的根本要素就在于协调个体、市场以及国家之间的行为互动及其目标设定。以社会互动理论为基础,分析判断国家及其政府对于现代生物技术、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生物多样性进行适当干预与调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生物科技行为互动、生物产业行为互动为基础,在个体、市场、国家三者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规制互动,构建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结构安排及规范调整。     

主权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未来重构

国家主权是一个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认为,只有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主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迁,才能把握主权制度的未来走向。在此视野中考察国家主权,则发现国家主权不过是主权制度在近现代国家框架中的一个制度要件。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基础的变化,主权制度的重构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得出结论:主权制度的未来重构取决于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国家之间共享主权、国家主权与市场经济自主权、国家主权与公民社会自主权、国家主权与次国家机构的自主权等关系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构成了未来主权制度的基本轮廓。     

社会转型背景中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是由国家和政府包下来的,主要通过公共途径来提供,公共教育权力主要以国家教育权力的形式存在。当前,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自治化,这种以国家教育权力为主要形式的公共教育权力开始变迁,并对我国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正义:在扩张与平等之间——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研究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剖析了高等教育的两大主题——增长与公平、政府调控与院校自主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呈现.研究发现,高等教育的增长与公平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高等教育公平的正义目标更多地取决于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市场体制也不必然带来高校组织的自主权,一个国家管制的垄断市场机制可能不仅会在系统内制造组织间的不平等,而且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制度环境,其制度因素的投放甚至会损害高校组织的自主权.     

Gender Reproduction and Further Education: domestic apprenticeship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 group of 83 young, white, working class women became involved in the state's most recent attempt at restructuring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vocational initiatives. Us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conducted in a caring course department of a northern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it examines how the students everyday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e vocational caring curriculum involves th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gender and class reproduction. The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caring courses are little more than domestic apprenticeships which anticipate both the family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the labour market. The students implicate themselves in this process, through their attempts to gain autonomy and self‐esteem, by constructing ‘ideal’ caring standards, which come to prioritise exclusive, familial forms of care over and above occupational roles. Thus, they socialise themselves out of the labour market and establish familial responsibilities, which can be drawn upon by the state to maintain unpaid welfare provision.     

论村民自治的理论渊源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不是“无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渊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无为”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社会自治和民主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     

How Free is Academic Freedom?

In the conventional liberal view, the university is a battleground between two mutually exclusive qualitie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institutional autonomy. While tens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academic domain are inherent in the modern university, the conventional view is seriously misleading. Far from being naturally “outside” government, the modern university is a product of government and serves the purposes of government, though it also has other constituencies and purposes. Conventional academic freedom is a state of regulated autonomy in which the freedom of academic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the discharge of their normal functions, but these functions are exercised within boundaries controlled by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The installation of systems of market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extends the terrain of this regulated autonomy, while also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 of standardisation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more independent forms of academic freedom though these are difficult to sustain in the present environment. Independence tends to be enhanced by solidaristic (non‐competitive) relations inside the university, and by the practice of vigorous social criticism.     

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以社会条件、职能、构造为中心

本文从社会条件、职能、构造等方面分析了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社会条件不仅包括来自历史的影响因素、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国际间的影响因素，也包括大学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及来自大学内部逻辑发展的影响。大学社会职能的变化，包括知识的重构，学士课程的改革，研究生院的改革等。大学社会构造的变革包括重点化——社会的再分层，大学管理运营的合理化，多元的大学评价，板块的重构——大学民营化、国立大学法人化、大学的联合、大学的淘汰等。在此基础上，本文阐述了大学的社会构造——国家、市场、大学的关系。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变化促使中央政府必须创新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模式和基层社会自治模式,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从而调节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治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国家权力范围从乡村到乡镇、权力的实行方式由刚性转变为弹性,这表示国家权力的弱化;同时认为农民的个人权利在不断扩大,拥有了生产自主权、自治参与权以及流动自由权;并且社会上出现了代表农民利益的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合作组织。这种权力的此消彼长确立了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     

从权力下移到多元交换：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学“去行政化”分析

在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中,基于权力角度的分析遭遇到政府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并忽视了“社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与扩大应当立足于政府与大学问互利的交换关系,而非对立的权力关系。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共领域的交换的思想,构建政府与大学问三类交换关系模型,由此表明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在于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由政府单方垄断走向政府、大学、社会共同参与的平等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变革。市场组织、社会组织与自然人等行动者对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参与,是政府与大学间权力结构与交换关系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则是这一变革过程的主导者与竞争格局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