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与应对策略研究

伴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日益增多的现状,其子女接受教育等问题随之凸显出来。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下,边缘化的城市流动儿童很难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我们需要从儿童发展权等多元视野认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浅议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策略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消除心理障碍,助其融入集体;实行有效规范,缩小知识差距;给予特殊关爱,促其健康成长;发挥榜样作用,树立远大志向四个方面阐述了能切实有效促进农民工子女积极向上的教育策略。     

找回自我价值--身份切换对污名影响的缓解作用

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给被污名者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并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由于人们拥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身份,并且污名现象只发生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因此,人们就可以在特定情境中,切换自己的认同,认同自己有价值的、受人尊重的社会身份,提高该身份在当前情境中的显著性,以此来消除污名身份的消极影响,找回因污名丧失的自我价值。     

教师表征对进城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的影响

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互动中,农民工子女身份通过社会表征、社会认同等方式被社会群体建构,同时通过农民工子女自我表征和自我身份认同等方式主动建构。在此过程中,教师的支配性社会表征、争端性社会表征和无约束性社会表征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     

初中阶段农民工子女特质应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580名初中学生(286名农民工子女和294名城镇子女)进行调查,以探求初中阶段农民工子女特质应对方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将农民工子女的特质应对方式与城镇子女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初中阶段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实际依据。结果表明:(1)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在特质应对方式上都有别于健康人群标准;(2)初中阶段农民工子女在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上与特质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父母教养方式、家庭经济情况、父母亲职业、父母文化程度等因素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3)农民工子女的消极应对水平在性别、父亲职业上存在交互作用;(4)城镇子女的积极应对水平在性别、家庭经济情况上存在交互作用。     

高校贫困生身份建构、群体认同与应对策略

以整合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为研究视角,采用质性方法对高校贫困生群体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高校贫困生群体身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一建构过程遵循社会表征过程范武,在歧视贫穷的主流话语中,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附带了社会对贫穷的属性认知,即具有污名化倾向.高校贫困生对社会所建构的群体身份认同与否主要依据群体间的比较,当比较结果有利于贫困生群体时,他们倾向于集体认同;当比较结果不利于本群体时,他们倾向于对集体的排斥.高校贫困生会采取一定的应对策略避免使自己处于群体比较的不利境地.研究结果为理解教育公平和贫困生事务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高校资助方案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公立中小学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文化差异与重塑——基于青岛市Y小学的个案研究

近些年来,大量的外来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公立学校就读,使得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身份文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身份文化共存、交融与碰撞。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文化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其在学校所表现出的日常行为、课堂纪律、语言表达及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为此,借助于青岛市Y小学的个案研究,针对这些身份文化差异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学校、家庭、社会在特色学校文化、家校合作、社会制度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引导这些学生的身份文化重塑,以促进其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浙江省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实证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发现浙江省农民工子女总的来说能够适应浙江的教育,但是失学辍学情况较严重,他们在学习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很多学生甚至存在各种心理健康问题.为了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建议采取规范农民工子弟学校、重视农民工子女身心健康、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等对策.     

高校农民工子女边缘化角色建构分析与解构途径

“农民工”一词本就隐嗡着歧视,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子女,在共时的社会化过程中,受色彩文化的熏染,逐渐将这种“污名”内嵌入自身的潜意识,无声地接受了社会设置对自己身份的建构,认同着这种“边缘化”.其子女在进入高校后,因家庭背景、阶层固化等因素,“边缘人”角色得以建构.这既违背了教育者的初衷,也不利于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善的实现.通过降解文化设置、解构教育观念、转换教育方式等途径,解构边缘,让边缘回归中心,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提升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的策略

从发展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审视,进城农民工子女成长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学习适应性问题。在调查了辽宁省沈阳市进城农民工子女学习适应性的基础上,概述了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学习适应性从整体上不容乐观,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培养策略。     

中国城市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发展特点研究

在福建选取了1739名9-21岁的城市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显著低于城市儿童。（2）城市农民工子女在积极情感上表现出年段和性别、性别与独生与否的交互作用,在消极情感上表现出性别与独生与否的交互作用。（3）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均呈随年段递减的趋势,小学生显著高于初中生、初中生显著高于高中生,小学生的消极情绪显著低于初高中生。     

浅谈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不平等问题

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种矛盾也有所凸显。其中．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包括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就学过程不平等。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子女要想与城市子女上同一所学校,就必须通过多缴纳高昂的赞助费和借读费来实现。经济条件差的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由于资金短缺,且不少学校办学以赢利为目的,办学条件相对较差,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应政策,但形势依然严峻。     

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调查研究

"弱势群体子女在中小学阶段的心理问题与教育策略"课题组运用SCL-90自觉症状量表进行测量和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中女生的心理问题更加突出;学生年级越高,心理问题越严重;"留守儿童"和"漂泊子女"呈现出不同的心理问题。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家庭经济贫困、家长文化水平低、农民工子女认知存在缺陷等。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要改革户籍制度,营造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公平的环境,同时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使其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另外,农民工子女自身也要有正确的认知观。     

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健康教育的调查分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工进城务工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近年来,农民工子弟的健康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子士专题健康教育”课题组,针对北京市农民工子弟学校健康教育问题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健康教育存在着许多不足。农民工子弟的健康及健康教育问题,是关系到下一代身心健康成长的大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全社会应关心农民工子弟的健康及健康教育问题,使他们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得到健康幸福的成长。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的必要性与途径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工人数大量增加,由于体制的原因,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在迁入地受教育权受到限制,城乡背景的差异也使他们不能很快融入城市社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深入研究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必要性和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校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的几点思考

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高校共青团要深刻认识到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的重要意义,全面把握高校共青团关爱农民工子女工作的基本要求,扎实做好关爱农民工子女有关工作,促进其健康成长成才。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个“我买故我在”的消费时代,消费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新生代农民工则通过炫耀示差、模仿示同和素质内化等消费行为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昆明市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城市适应性状况研究

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式流动”数量日益增多,对其城市适应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从对昆明市280户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研究结果来看,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城市适应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存在着诸多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阻碍因素,需要从国家、城市、进城务工人员三方面入手,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城市适应性水平。     

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状况调研报告

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2城市调研发现,各地在解决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管理、在校学习以及心理发展等方面。为进一步改善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现状,建议中央设立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教育专项基金,实施教育券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各地制订合理的入学标准,挖掘公办学校潜力,推广农民工子女学校"国有民办"办学模式,加强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支持和监管等。     

论培训中农民工的主体性缺失及其应对

农民工的主体性是指其作为受教育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由于在培训中受忽视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农民工之间缺乏交流、农民工自主学习能力偏低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培训中提升农民工的主体性,需要加强教师和农民工的对话,尊重农民工个体需求,组建学习共同体,培养农民工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