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自然环境的平衡。     

试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整合性特征——兼谈文化交汇中“夷夏之防”观念的形成

本文对历史上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交汇历程作一番考察,并对当时出现的“夷夏之防”的民族文化观念及其对后世文化交汇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论“夷夏之辨”的二重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分析

“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的反生态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标准,但又含有和平主义的包容异质文化的内涵,华夏文化用于同化异质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是积极意义与局限性互现的文化遗产,也蕴含一定程度的人民性与民主性的人文主义色彩。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论"夷夏之辨"的二重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分析

“夷夏之辨”是中国传统的反生态的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标准，但又含有和平主义的包客异质文化的内涵，华夏文化用于同化异质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是积极意义与局限性互现的文化遗产，也蕴含一定程度的人民性与民主性的人文主义色彩。     

从话语政治维度观照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议题,经由几千年来着眼于王权政治、礼仪道统的论争,围绕儒家经典的阐释,逐渐建立起文化、民族、政权三位一体的话语霸权,演变为中国的古典主权理论,在社会发展、历史变迁中获得特殊意义。它不仅仅在中国历代政治变迁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在19世纪风云际会之际,更是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夷/i/barbarian"这一跨语际符号姿态参演了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见证了国际话语政治的刀光剑影。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春秋战国”与“夷夏之辨”

作为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同步的一个文类,晚清域外游记突出地体现了"过渡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天下"走向"世界",时人经历着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体验,游记中的"春秋战国"和"夷夏之辨",描述了传统精神理念在面对西方文明尺度时的自我调适。洋务派官员和出洋使节对"春秋战国"的认同和借用,为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念转变为现代的对等国际观念提供了契机,表明一种新的世界意识正在萌生。在"夷夏之辨"的相关叙述中,传统的"夷夏"观依旧牢固,但夷、夏之间的位置有时也会发生翻转,这缘于"夷夏之辨"本身的丰富意涵,以及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     

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

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故或素材的形式参与后代文学文本的构成,以意象化的方式强化了其文化内涵及认同.同时,夷夏之辨中文化品味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也通过个人体验显示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古典文学与夷夏之辨及文化认同的复杂关系,可通过若干历史人物和诗歌作品的具体分析而得到确认.     

变“夷”“洋”与“洋”之变

中国自古自认为世界中心,称华夏之外邦不受儒家教化之国为夷.鸦片战争后,随着西风美雨入侵,体会对方强大后不得不舍“夷”而用“洋”,传统夷夏之辨由此泄开了一条口子.伴随着洋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崇尚洋务与洋物的思潮渐起,大有用“夷”变“夏”、全盘西化之势.而另一方面,“洋”被赋予的意义中又延续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认同,而引起灭洋思潮.     

试论颜之推《观我生赋》的夷夏之辨兼谈其抒情艺术

颜之推《观我生赋》具有鲜明的夷夏之辨,反映出南北朝后期民族间政治与文化的碰撞。贬夷表现为对北朝鲜卑族文化落后、人心狭隘的不满,尊夏表现为对南朝故国、文化的无比留恋。作品表达亡国之辱,抒情低回、吞咽而重节制;抒发人生困顿则委婉、深沉、坦诚。     

从“夷夏之防”到“师夷长技”

一“夷夏之防”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并成为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汉代以后,“夷夏之防”逐渐发展为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由于华夏文明长期以来都是向外辐射的,外来“挑战”与“威胁”在文化上最终都同化于中国。这样,“夷夏之防”就成为中国自居于万国之上的“中国中心”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沉淀为支配     

从“蔑夷”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由“蔑夷”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演变,思想的变化在推进中国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当今社会,我们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变化轨迹对于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师夷长技以制夷”考论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基于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历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将林则徐的思想主张概括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是对林则徐积极购置西式枪炮以抗击西方侵略思想主张的提炼和升华。其后,魏源又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知识分子自觉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旗帜。     

“夷”本义浅析

＂夷＂字自诞生以来,其意义一直在不断地拓展延伸,而对其本义的解说则争议颇多至今没有定论。我们认为＂夷＂意义的发展变化是基于其历史条件和语言发展规律而产生的,本文将从形、音及其对立面的意义等方面入手并结合相关历史、语言条件追本溯源,探索其本义。     

费正清“夷”字翻译的话语解读

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从此该字在汉语语境中的原来foreign的意义遭到驱逐,体现了英国对清政府施加的强权政治。近100年以后,费正清在书写中国历史时再次使用了这种翻译方式,反映了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     

试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总体构想

近代初期 ,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设想 ,可分四个方面内容 :1.在虎门外建西式造船厂、火器局 ,仿造洋式舰炮 ;2 .组建用洋式舰炮装备的新式水师 ;3.仿西洋养兵练兵之法 ,整饬水师 ;4.鼓励沿海商民设厂造船械及其它民用工业品。“师夷长技以制夷”暗合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两大主题——反抗外来侵略(“制夷”)、实现现代化 (“师夷长技”) ,因而也就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救国方案、第一个现代化方案。本文肯定了魏源可贵的探索精神 ,同时指出了其设想因时代局限性而存在的不足     

思维模式对句法结构的影响

本文首先阐明了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对汉英的一些典型的句式的对比和分析，证实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模式和语言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由此，作者认为句法层面的差异是受不同文化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     

论魏源的“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

“以夷款夷”是《海国图志》写作目的之一,也是魏源“夷务”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史学界却鲜有注目。“以夷款夷”作为魏源重要军事外交主张,是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救亡图存的经世致用思想之高度升华。它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所起到重要的作用。     

品味“以退为进”的思维模式

“以退为进”思维模式是指对某些数学问题，先退一步，甚至几步，考虑一些更简单，更特殊的情况，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进而发现一条解决问题的最优途径．它是类比、特殊化等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其具体体现有以下几种：     

比较文学中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差异

本探讨中西方化差异的本质原因在于中西方化创造主体的思雏模式上的差异。并从比较学向比较化的方向发展的角度，察看思维模式和化差异的关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