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早期诗歌评论

作者细胞读了闻一多早期写作的《冬夜评论》等几篇新诗评价，指出他的诗学观念由浪漫向古典的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闻一多早期写作对新诗的“自然化”等方面的误读。     

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及其启示——从罗先友《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谈起

用现代性理论来探讨闻一多诗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闻一多诗学生成于中国现代性蓬勃发展的时代,体现出与传统诗学既相承继又相断裂的现代性特征。对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对当下诗学发展建构的深入把握：其一,在吸收西方诗学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守民族立场,保持诗学理论的民族品格;其二,当下诗学必须走＂文化诗学＂的发展之路。     

被历史的钢针碰响：“三一八”、闻一多与《诗镌》的创立

《晨报·诗镌》创办于1926年4月1日,在后来的新诗史叙述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新诗格律、音节的实验上,这似乎是一种已被“锁定”的常识。然而,《诗镌》的诞生恰恰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久,创刊号上也集中发表了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回应惨案的诗文。按照闻一多的说法,“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镌》的创立,不单是一种“碰巧”,更有诗学上的内在相关性。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梳理闻一多等人在“三一八”前后的政治参与、诗学思考和特殊的诗体实践,能更完整呈现《诗镌》群体新诗“创格”的意义,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20世纪20年代中期剧烈历史变动对新诗观念和感受方式的潜在影响。     

论艾青的诗学观念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不同,艾青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他关注现实,强调诗的“功利性”,“感觉”只是认识的一种中介。对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当时文艺大众化背景的影响,使艾青诗学观念向大众化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又与诗歌大众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逐渐偏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艾青个人难以避免的诗学矛盾。     

为民族与文化开一剂药方:闻一多《现代诗抄》的时代意义

20世纪40年代,体现选家个人趣味与立场的个性化选本成为这一时期新诗选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抄》值得关注,它是一部未完成的选本,在他生前也未公开出版。闻一多编选这部选本融入了他作为"新月派"主要代表的诗学观念,即对诗艺的重视。但是40年代的闻一多已经转到人民立场,他更关注现实问题,力图通过《现代诗抄》为民族与文化开出一剂药方,通过赞美人的生命与活力唤起民族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诗抄》不仅仅是一部文学选本,更是饱含着闻一多理想与追求的文化产品。     

论禅宗“顿渐”观对宋代诗学的影响

历代学者对诗与禅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宋代诗学受禅宗影响出现以禅入诗、以禅参诗、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等观念。禅宗有“顿悟”、“渐悟”之分,宋代诗学相应出现“妙悟”、“熟参”观点;禅宗发展过程中出现“顿渐在机”观念,受其影响诗学中也有“活法”观念。禅宗“顿渐”观念对宋代诗学影响深远,本文对于宋代诗学中悟、参理论与禅宗的渊源进行探讨。     

闻一多：新诗史上的杜甫

闻一多对杜甫在人格和艺术技法上进行了有意识的继承,并实施了成功的现代化转换。闻一多成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现代杜甫,成为了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和新诗革新家。对于新诗如何在寻求新变中接通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闻～多的实践具有诗学价值和现代意义。     

摹仿的诗·迷狂的诗·理想国的诗——柏拉图诗学中的对立关系描述

柏拉图基于他的三重世界所产生的互相对立的诗学观念,否定摹仿的诗,崇尚迷狂的诗,坚持理想国的诗。文章通过对柏拉图这些诗学观念的讨论,揭示了他对于诗的是非恩怨的矛盾性态度。     

文学精神的契合：论济慈文艺思想对闻一多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闻一多吸收和借鉴了众多外来作家文艺思想的影响。其中,济慈对诗歌之美的执着追求,以及对诗歌创作过程中想象力的大力推崇,对闻一多诗歌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闻一多不时在诗歌评论中将济慈的诗歌理论视为判断诗歌艺术水平的标准。与此同时,闻一多表现出了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其诗歌充满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老庄诗学观念的差异探微

老子和庄子同属道家学派,其诗学观念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有所关联,因此世人多以“老庄”并称。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容易单方面的“以老解庄”或“以庄注老”,从而掩盖了老、庄的差异。因此探讨老、庄诗学观念之异,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老、庄诗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辨析二者对后世的不同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简论盛唐人对孟浩然的认知及其意义

闻一多先生在讨论孟浩然诗歌之时提出＂诗的孟浩然＂与＂孟浩然的诗＂,强调了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统一性。关于孟浩然,盛唐人多拈出＂清＂一语对其进行评价。＂清＂大致包含了人格的独立高洁与诗歌的清新自然两方面内涵,这与闻一多的评价呈现出一致之处。孟浩然其人其诗,突出地体现了盛唐人的精神风貌与艺术追求,盛唐气象的内涵也由此得到体现。     

闻一多诗歌的公共性与个人性关系之微探

文学公共性是借用哈贝马斯在社会学领域提出的公共性概念形成的。文学公共性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反思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通过文学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关系阐释与解读闻一多的诗歌是一个新的尝试,一方面拓宽了闻一多诗歌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闻一多诗歌的创作。闻一多诗歌创作“泾渭分明”的前后分期实则是交织了一条公共性与个人性编织的红线。     

契合与传承--波德莱尔与闻一多比并零谈

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尔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波德莱尔和闻一多进行诗歌功用、审美视角和诗艺贡献三方面的比较，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新诗代表诗人闻一多与波德莱尔之间的契合和前者对后者的传承。     

以历史理陛建设新诗——闻一多诗论细读札记

闻一多主张,新诗在内容方面应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征,在情感意境方面应具有超越现实的“幻想性”和“玄秘性”,在形式方面应讲求格律。这三位一体的诗学主张来源于闻一多对中西文学艺术历史的周密详尽的考察,因而具有科学的意味。而科学携带着普遍主义的光魅,给了尚未成型的新诗一种确定性的承诺。     

闻一多新诗理论的正名旧诗倾向

闻一多新诗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全面欧化的情况下诞生,其要纠正的自然是新诗发展的偏颇,从而达到一种审美的自觉。但又不能否认的是自由诗也是诗,不乏审美价值,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当代诗歌的主导形式。其新诗理论重新重视格律诗,强调诗歌之建筑美,必然导致旧体诗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凭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再加上对西方有关格律和形式诗论的有意剪裁式借鉴,不难看出他在有意无意中重新唤醒了中国古老诗歌的魅力,找到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所在。     

论闻一多诗歌的文化爱国主义

关于闻一多诗歌爱国主义情感的具体表现,学界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闻一多诗作后认为,闻一多诗歌的爱国主义可概括为文化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赞扬传统文化,挽救传统文化。闻一多诗歌的这种特质,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挽救民族危难,发展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时至今日仍不失其意义。     

差异自有契合在——鲁迅和闻一多艺术态度及人格之比较

鲁迅倡导并领潮流左翼文学,闻一多曾反对并嘲笑之。他们的这种龃龉,主要在于二人对待艺术的态度不同。闻一多所取的是诗人的态度主张艺术为艺术,鲁迅所取的是文人的态度主张艺术为人生。闻一多后来所以改变文艺观乃至世界观站在被其过去指为海派者的立场上赞扬鲁迅,这原因在于他们共同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尤因闻一多经历了诸多动乱和磨难,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使他看清了当时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罪恶。只有在这时,鲁迅才会像太阳一样,使闻一多终于沿着太阳系的既定轨道环绕运行     

屈原对现代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影响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作家.他出生在楚国故地,受过良好的教育,研究过屈原的楚辞,深受其作品思想的熏陶和高尚人格的影响.闻一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以死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勿忘告慰一个东方的灵魂——写在澳门回归与闻一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是我国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结的反映 ,也是诗人主体性人格及其不屈的战斗精神的生动写照。这首组诗抒发的回归梦、强国梦在世纪之交的实现 ,向世人证明了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