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人对刘禹锡诗歌的经典诠解与吸纳

刘禹锡作为中唐独具特色的诗坛大家,其诗能于韩孟、元白诗派之外独辟蹊径,影响了晚唐乃至整个宋代诗歌。而刘诗传播的高潮时期正是在宋代,因而宋人在刘禹锡诗歌的解读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诗学观值得关注与探讨。宋人刘诗观可概论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政治讽刺诗：欲拒还纳之“怨刺”;其二,咏史怀古诗：精警深微之绝唱;其三,民歌体乐府诗：“奔轶绝尘”之天籁。可见宋人经过初期长达百年的仰视与模仿以后,已能冷静地阅读和分析唐人诗歌,从而拓展出了一套宋人自身的有关唐诗学理论。     

刘禹锡的政治讽剌诗

大凡置“温柔敦厚”诗教于不顾,“语涉讥刺”者,都与其本身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更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发出的不平之鸣。刘禹锡的一生,有二十几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正是这种不幸的遭遇,孕育和产生了他的政治讽刺诗。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武宗会昌二年。在这七十一年之中,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中经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这六代皇帝,大都是昏庸之主。在德宗朝,诗人度过了他的幼年和青年时代。德宗是个刚愎自用的人物,他     

杜甫讽刺诗浅议

杜甫讽刺诗浅议林正龙在中国古代诗歌园地中，讽刺诗也占有自己的位置，而且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如中晚唐诗人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都有讽刺佳篇，为众口相传。其实，在他们之前，杜甫就写过一些很不错的讽刺诗。上述刘、杜、李诸人的讽刺诗，长于巧思，如刘禹锡《元和十...     

交友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

刘禹锡字梦得，中唐杰出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于气魄”，在声势煊赫的韩孟、元白两个诗派之外独具一格。正如胡霞亨在《唐音癸签》卷四所言：“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人才故自纵横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才具也。”同时，刘禹锡还是文人河的早期作者之一。刘禹锡在散文方面也颇有建树，诚如王履道所说：“韩退之、柳宗元、刘梦得文冠百代。”[第一段]     

浅论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艺术个性

刘禹锡是中唐独具特色的优秀诗人,在我国诗歌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诗在韩孟、元白诗派外独辟蹊径,自成一派,影响巨大。这与刘禹锡自觉总结诗歌理论是分不开。试以其自己的诗歌理论为指导,以其咏史怀古诗为中心,通过分析其咏史怀古诗内容的旨意含蓄,风格的取境精练、语言警策、想象丰富来显示刘禹锡独特的艺术个性。     

陈衍《石遗室诗话》论"同光体"

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论“同光体”,从诗歌发展史的视角观照宋诗,提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研究诗歌的个性化、“至”的境界等诸多理论问题,对思考中国近代诗歌及诗歌理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然而,“同光体”诗派在晚清“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使然,因此,对《石遗室诗话》中的同光体诗论进行一番去蔽还真的探讨是必要的。     

古人文集得名

1 以字得名 古人到了成年才取字,如王勃,字子安。少有才名,被举为神童,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诗文齐名,并称“初唐四杰”,有《王子安集》。刘禹锡,字梦得,唐代中期诗人、哲学家。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的一些诗歌具有新鲜活泼、健康开朗的显著特色,情调上独具一格,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孟郊,字东野,与韩愈交谊颇深,共同组成“韩孟诗派”。孟与贾岛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有《孟东野诗集》。     

简论蒋光慈殷夫的政治抒情诗

新诗初步站稳脚跟之后,进一步的探索大体上分两路进行。一路着重于探索诗的本体,这就是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他们致力于抒情的艺术化,借用朱自清的说法,使诗“回到了它的老家”或“钻进了它的老家”(《新诗杂话·抗战与诗》)。另一路则着重探索如何扩大和加强诗的社会功能,使新诗为社会解放、革命斗争助力,这就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政治抒情诗派。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政治抒情诗派的主要代表是蒋光慈;在第二个十年中,政治抒情诗派演变为以粗暴的呐喊为特征的革命诗派,其中杰     

岑参写景诗艺术美初探

中国诗与中国古典艺术的融合、渗透由来已久,特别是到了唐代,相互间的影响更为突出。画、乐、舞、书法、雕塑等的艺术美往往被诗人借鉴、吸取,不仅“田园山水诗派”的创作往往呈现出“诗中有画”、诗中有乐等特色,即使“边塞诗派”的诗人,在其描绘自然风光之时,也时常淡妆浓抹,充满画意之美、韵律之美．岑参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在其一生创作中,有为数众多的写景诗,它们千姿百态,或壮美、或秀美,有如姿态万千的艺术长卷。本文试图从动静关系、虚实技法、情景互生等角度对其写景诗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美作初步探索。     

契合·融汇与“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象征诗派的一种传统化审视

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在众多的审美范畴中，“和”或“中和之美”又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审美范畴，它肇始于先秦“中和”思想，历代又有许多精僻详尽的论述。在此，我不想论证“和”的源流，而只想拍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象征诗派的理论柱石──契合与融合与“与”的相容性，以期对象征诗派与象征诗美的表现形式作一种传统化的审视。一、“和”：一种古典的审美意象中国的艺术精神主张主体和客体的和谐。而文学艺术作品的勉力——“神”在主体和客体的交接、交汇、和谐中．“‘重庆炳先生在片神”的概念的艺术转化》中认为：中国艺术…     

《诗·王风·采葛》别解

《王风·采葛》究竟是一首什么诗,它所表现的主题是什么?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这是一首揭露朝庭“政事不明”的政治讽刺诗;有的则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甚至认为是一首“淫奔之诗”;还有的认为这是一首“怀友之诗”,是一首歌颂友谊的比喻诗,等等。归纳众说,主要观点大致有三人类:     

从《刘禹锡集》中的联句诗看刘禹锡的政治心理

刘禹锡是中唐韩、白之外独辟蹊径的优秀诗人，也是参加过永贞革新的政治家。其留传至今的八百多首诗篇历来为后人所关注，然而在现存的《刘禹锡集》中，尚有十六首联句诗未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其实，通过对刘禹锡所参加的联句活动及其所参与创作的联句诗进行研究，不难发现，这些联句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禹锡各个时期的政治心理。     

简论闻一多的新诗“三美”原则

新格律诗理论是新月诗派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杰出贡献。闻一多于1926年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7号发表的《诗的格律》一文是集新月诗派关于新诗格律的主张之大成的一篇纲领性诗论。这篇诗论提出应当建立新的格律诗的任务,而格律化新诗之美学原则就是“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三者的结合。加上饶孟侃、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人先后的阐述与补充,“三美”理论更加细密和具体,成为中国新诗坛上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完整而富有说服力的美学理论。艺术以束缚为生,而死于自由。新月诗派把“三美”作为艺术信条,并付诸创作…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试论杜甫的纪游诗

诗至盛唐,蔚为大观。山水诗派,边塞诗派,争奇斗艳,各臻妙境。大诗人李太白,更用他那如椽巨笔,给诗坛带来一股勃勃生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有那个时代的艺术好尚和美学趣味,盛唐时期的诗歌也不例外。究其要点而言之:就是追求诗情画意,讲究优美意境。“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诗人们着力追求的是一种清新自然的美。反映在山水、纪游方面的诗更如是此。翻开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我们可以看到,入选之作大都是符合这一审美趣味的。     

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秦观前期诗，以田园、山水、酬唱为主要内容，风格不一。秦观在重大政治关头曾写过一些讽刺诗，数量虽少，但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人看到他在静穆之中又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抗争。秦观后期诗，以贬谪生活为主题，以哀怨加悲愤为基调，严重高古，自成一家，是秦观一生思想和艺术成熟的结晶，形成了秦观诗的主旋律和主体流向。因此，“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     

《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派——对“中国新诗派”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中国新诗派”认识及命名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40年代未两个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分析与研究,从源头上认识“中国新诗派”的发轫与形成。“中国新诗派”不同于其他流派,它是因诗歌艺术客观上的趋同而被后人追认的文学流派,是“自觉”的现代主义促成了“不自觉”的诗歌流派。     

《诗经·陈风·宛丘》主旨考辨

对于《诗经·陈风·宛丘》的主旨问题,在学术界中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讽刺诗.二,反映陈国风俗之诗.三,男女间爱慕之诗.本文梳理了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考察该诗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并分析此诗内在的逻辑联系,再结合诗中的“子”“望”这两个关键词语的诠释,认为此诗的主旨应是描写男性诗人对在宛丘上婆婆起舞的巫女的爱恋,却不得不忍受求而不得的痛苦.至于诗中反映的巫风习俗,是陈国社会背景在诗中的自然呈现,非诗之主旨所在.     

追怀以抒情,高歌以励志--解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刘禹锡是中唐名的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为学家，刘禹锡一生创作了八百多首诗作，赢得了“诗豪”的美誉；作为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其《天论》上、中、下三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重要观点，体现了一名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战斗精神。然而，刘禹锡却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刘禹锡也不例外。他青年登科，一生致力于革新事业，但政治厄运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是他一生悲惨命运的生动写照。但是刘禹锡并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拿起学的如椽巨笔，凭借着坚毅的性格，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亮丽的一笔，因此他的诗歌自始至终都是洋溢着一种斗争精神，无怪乎明人胡震亨评价道：“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公优游诗酒问，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唐音癸签》）     

神龙掉尾 神乎技矣——简论刘禹锡诗歌的结尾艺术

中国历代诗人对于诗歌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当重视的。自居易有言：“首句标其日，卒章显其志，诗三百篇之义也。”乔吉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日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旧谢榛更具体提出“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的要求。相比之下，有人更直接认为：“一篇全在句尾，如截奔马。”“一篇之妙在乎落句。”正是由于历代诗人的刻意追求，使得中国古典诗歌的结尾变化多端，成为诗歌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刘禹锡诗歌的结尾尤为出色，往往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尽在情理之中，从而形成“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