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参与者众多的、把矛头指向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行为属于集体行为的范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产生既是以对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强势群体的失望为基础条件,又是以对党和国家的信赖为基本前提。社会转型期的大多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权力和强势群体的侵害,改善行动者在当地具体的生存环境,依靠集体的力量,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护自己权益所作出的集体行为。     

地方人大监督政府权力弱化的原因初探

地方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对本级政府具有监督的职能。从目前的实际监督结果看 ,地方人大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不到位 ,缺少强制性 ;缺乏始终监督和责任监督 ,表现出一种权力弱化的状况。其主要原因 ,一是对地方人大的权力机关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是长期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淡化了地方人大权力机关性质 ;三是地方人大监督意识上的误区 ;四是地方人大构成不甚合理 ;五是地方人大工作程序缺乏权威力。为改变此状况 ,应强化宪法宣传力度 ;建立与完善必要的制度 ;增强政府行为的公开性与透明度 ;处理好地方人大与党委、上级国家行政机关 ,以及检查、监察机关的关系等。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地方与中央政府权力博弈分析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关系与高等教育质量能否得以保障息息相关。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在＂合作博弈＂中表现为主动权力博弈形式,在＂非合作博弈＂中表现为隐性权力博弈、灰色权力博弈两种形式。合理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中的权力界限,中央适度让渡一些权力给地方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使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权力时需要道德的规约是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必由之路。     

我国地方政府立法权刍议

章依据《立法法》中对立法事项的明确规定,分析地方政府立法权的内涵,旨在探索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和政府行政行为的相互关系,从而明确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充分保障地方人大立法工作的权威性。     

论政策转型期的农民工权益保护

面对国家日益明显的保护倾向,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与资本合谋行为也有了一定的转变。在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必然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连同其他影响因素一起导致了雇佣者对农民工权益的侵犯,经历了一个由赤裸裸向采取更为隐蔽的手段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维权能力的不足,使雇佣者获得了很大的行动余地。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民工权益的维护需要这一群体具有维护自身权利主动权的能力。     

论地区垄断行为及其法律调控

一、地区垄断行为的界定如何界定地区垄断行为?目前,对于我国特有的这类严重妨碍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问题,法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全国各地存在的地区垄断现象分析,不难发现,这类行为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行政性。所有地区垄断行为的行为主体均是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授权的机关,就是说,这类行为不是企业、事业单位的行为,而是政府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公然对抗国家法律和政策,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本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     

论辅导员在高校强势学生群体发展中的作用

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存在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积极做好强势学生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直接关系到高校的稳定与发展。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要在日常学生工作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积极为高校强势学生群体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试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

中国近代地方外交交涉机关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南北洋通商大臣、地方督抚与海关道一起形成了清朝政府对外交涉的三位一体体制 ,地方督抚处于这一体制中的核心地位。1910年 ,清朝政府在有交涉省份设立地方交涉使司 ,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 ;1913年 ,北洋政府则撤销各省的外交机关 ,建立直属中央和地方交涉机关 ,但地方交涉机关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局面并没改变。地方官员办外交 ,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冲突审视

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冲突主要是围绕改革的剩余控制权的争夺而展开的。几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征象是显而易见的,但多数属于松散型冲突。大学教学改革存有利益冲突的主要成因是剩余控制权的客观性与有限性以及不尽如人意的利益表达和大学权力分配现状等。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冲突容易带来消解利益群体之间的合作性以及增加改革成本等危害。调谐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关系,政府及大学需共同彰显足够的勇气与睿智,树立相机治理、专任教师为本等理念,并在大学系统内外构建起利益表达、权力制衡等方面的有效调谐机制。     

“无直接利益冲突”不同阶段群体心态及其疏导策略探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中一种较为特殊且值得警惕和重视的表现形式。以"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发展激化的不同阶段作为研究的坐标,分析参与者在不同阶段的群体心态及其疏导策略,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群体心态的优化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Fugitive and codified knowledge: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ies struggling to control the meaning of local environmental hazards

The purpose of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was to determine the ways that knowledge is constructed and used by emergent citizen's groups (ECGs are grassroots, action‐oriented, problem‐solving groups) engaged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and by a stat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gency that interfaced with them. Four historical‐organizational/observational case studies of conflict dynamics involving ECGs and the government were undertaken. Case studies i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were used since they particularize information in a complex, process oriented manner that reports life experiences. All of the grassroots groups in the study cited ‘education’ as a goal of their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 documented the struggle for who controls the meaning of hazardous scenarios. ECGs were cultural producers at the local level, develop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moral faculties of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rough collective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and social learning. The state agency,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ed intellectual and moral capacity from a bureaucratic locus. As such, both were instrumental in community learning, as well as sites of con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ulators most frequently relied on ‘codified’ or ‘official’ knowledge that reproduced the status quo. ECGs constructed ‘fugitive’ knowledge that escaped the control of institutional specialists, and that reinforced their local (and at times global) interests. Bureaucrats seldom used local knowledge to make environmental decisions. Citizens responded with rebellious collective action, quiescence and at times despair.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地方本科院校教学督导制度的困境与纾解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教学督导在制度创新、专业发展与角色认同方面存在困境。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指出制度创新之难在于路径依赖下的制度惯性、专业发展之困在于制度相关要素的缺失、角色认同之异使集体行动在多方利益冲突下陷入困境。为此,高校教学督导困境的纾解之策包括：冲破制度惯性,推动技术创新走向集成创新;强化要素建设,推动非专业化向专业化发展;协调利益冲突,推动张力对抗走向合作共赢。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问题的新考量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范围流动给农民权利的实现带来时空障碍,农民集体治理结构的缺失增加了农民权利实现的难度,公权力的过度扩张限制了农民权利的行使.农民的自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共益权与农民在农民集体中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围绕农民集体民主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展开的权利.为保障农民的自益权和共益权,赋予农民直接诉权和派生诉权就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要求.     

社会冲突与政府冲突管理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发生新的变化.围绕经济权利产生的冲突,偶然性、突发性的群体性冲突增多,但社会冲突的性质仍然以非对抗性冲突为主.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困难、社会保障薄弱、贪污腐败严重等方面.为此,政府应当全面认识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不断创新改善制度与机制,合理选择应对社会冲突的战略,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个人的冲突管理能力,化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     

基本权保护与衡量：一个初步的梳理

文章认为在基本权保护上,重点应置于基本权限制与基本权冲突。基本权限制意味着基本权遭受国家权力侵入;基本权冲突意味着由于他人基本权而获限;上述两种情形均使得基本权之保护范围被迫缩减,于人民基本权保护不利。在基本权限制与基本权冲突下,如何界定基本权之保护范围,传统涵摄模式已难以适用于基本权条款上,衡量模式由是生焉。不可否认,衡量模式因其客观性而受到诟病,在实践中应予着力降低其主观性倾向。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重建模式研究——基于平顶山市朱砂洞社区重建实证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平顶山市朱砂洞社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结构访谈,系统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引发的中国城市社区重建中的利益主体关系、矛盾类型及产生机理,并提出社区重建优化模式。研究发现:基于区域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出台政策、引入市场、发动村集体和村民参与,主导了城市拆迁和社区重建进程。但差异化的利益定位和实现机制,易使政府与市场(开发商)结成隐形同盟,导致村集体和村民的决策参与权和利益诉求被忽视。村集体的职能不足,难以有效协调村民内部及其与市场主体关系,为达成自身利益目标,有可能成为村民集体抗争的组织者,激化社区重建过程中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矛盾。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环形"社区重建模式,通过明确政府主导地位,划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职责边界,引入社区治理,完善沟通设计,引导社区物质景观建设与居民社会需求的契合与协调,实现社区重建过程中相关者利益由冲突转为合作,可有效促进城市社区重建进程。     

研究生与导师冲突的类型特征及其化解——基于20个案例的分析

基于2016年以来20起研究生与导师的冲突事件,结合社会冲突理论,本研究将当前导生冲突划分为三种类型特征,即权利冲突、利益冲突以及道德冲突。权利使用与责任履行的非对等、充分培养与过度使用的不平衡、维权意识与化解渠道的不匹配是造成导生冲突的重要因素。化解导生冲突的路径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营造平等和谐的良好氛围;明晰导生权责边界,压缩导生冲突产生的行为空间;构建制度化的冲突解决机制,引导研究生理性维权。     

Teachers,School Boards,and the Power of Money: How the Right Wins at the Local Level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nationa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dvocacy groups' growing interest in local politics, and analyzes how they form alliances and gain political power. Following efforts to restrict collective bargaining for Wisconsin public employees, Kenosha school board members' attempts to legally protect teachers' rights provoked concern from nationally financed conservative group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why a small-town school board election attracted such attentio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creased attention to the local by these national groups.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理性思考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利益,由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并采取理性的方式处置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