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曹魏苛禁宗室政策之考论

曹魏一代对宗室名为分封而实加禁锢,主要表现为"虚封"、频繁徙封、限止朝聘、严禁任职、多加伺察等政策,这虽引起了曹植等宗室诸王的不满和抗议,但始终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究其原因,既与曹魏统治者之寒门出身及其法术之治有关,也与曹丕早年争嗣的经历不无关联.就其影响看,此举削弱了曹魏统治的基础,不利于其政权的巩固,并由此引起了晋代君臣的深思.     

汉代宗室的“世代规模”考

汉代宗室涵盖所有的皇室成员,世代规模可以说是无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代宗室内部毫无区别,他们以在位皇帝以及蕃诸侯为中心划定五服范围,五服内的宗室才拥有属籍,五服外的宗室没有属籍;有属籍的宗室才有特殊待遇,无属籍的宗室其特殊待遇自然随之终结。     

西晋的宗室仕进制度

西晋王朝重用宗室 ,宗室或者任职中央 ,或者出镇方面 ,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政治局势的发展。宗室成员虽然也要根据九品官人法出仕 ,即需中正品第 ,获得一定乡品后方才取得入仕资格 ,但他们主要通过吏部铨选直接入仕 ,入仕年龄相对较低 ,起家官品相对较高 ,起家官多为清显之官。宗室仕进制度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西晋王朝大力任用宗室及当时的政权结构、政治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西晋大封宗室诸王、允许推恩分封及选官制度中“二品系资”制度的制定客观上保证了宗室成员在仕进上享有特权 ,使得更多的宗室成员更易转变为国家官员 ,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的重要政治力量     

略论宋代宗室的宗示文化特征

宗室是我国古代历史中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集团,宋代是其阶梯状发展中的成就时期在宋代以宗法化为核心的新型宗法制确立、丰富的前提下,宗室成为宗法国家的一个化象征。他们在道德上的修复自律、尊礼重德,在化上的种学绩、尊师重教,在政治上的忧国忧民、精忠报国,体现出宗室鲜明的宗法化特征。由此,宋代宗室不仅为宋代创造出一个无“宗祸”的历史现实,而且在其自身不断完善,发展中影响和推了整个社会化的双发展     

道家思想与晋宋山水诗

文章通过分析以谢灵运为代表的晋宋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他们的山水诗中所表现出来尚真的审美追求与“山水 玄言”的结构模式等特点,探究道家思想对晋宋山水诗的影响。     

晋宋山水诗兴起的成因探究

江南自然地理环境、山水审美意识的崛起、山水旅游的勃兴是晋宋山水诗兴起的主要原因。晋宋之际山水旅游审美特质表现为开拓性和探索性,并以此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写实基础;山水旅游是生命情怀全身心地投入,于是诗人笔下的自然景物获得了灵卷飞动之性,兴会标举之妙,气韵生成,机趣盎然,标志着晋宋山水诗正式步入艺术殿堂,奠定了后代山水诗审美风格。     

浅谈宋代宗室文化

宋代在中国古代史上以“崇文抑武”而著称于世,宋代文化的繁荣也达到最高程度,而宋代宗室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造了自身独特的宗室文化,成为活跃在宋代文化舞台上的最为独特的一部分。     

《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的晋宋文学批评

《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晋宋的文学批评,涉及对彼时文学理论总体状况的评述、对具体文论家及其文论观点的认识、对当时重大理论问题的辨证等。对今人而言,《文心雕龙》提供了一个值得信任的了解魏晋文学批评的窗口,也保存了不少业已散失的魏晋文论资料。总结和剖析《文心雕龙》学术视野下的晋宋文学批评,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及其意义价值。     

天潢贵胄的吟唱——试论宋代宗室诗

《全宋诗》及《订补》收录了234位宗室的两千余首诗。据宗室自身及诗歌创作的发展实际,将宗室诗分为五个时期描述,宗室诗的发展特点与平民特色既受制于宋代的“隔离政策”,又与宗室自身的平民化相一致。整体看,宗室缺乏一流大诗人,宗室诗亦缺乏鲜明特色;而另一方面,部分宗室诗投射出对赵宋王朝的特殊感情,部分宗室的诗歌创作则为整个宋诗的繁荣作出了较大贡献。     

两晋宗室始封爵考论

西晋宗室始受封爵位以王爵为主要方面,西晋封授宗室爵位阶段性特征较为显著,始受封者由前期以大功亲以上宗室为主转为后期以小功亲以下宗室为主,由功而王始终是一重要封爵原则,始受封爵年龄较小,始封王封国等第并非固定不变,存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始封爵与前朝旧爵也有一定联系。东晋宗室始受封爵者人数较西晋大大减少,始封王爵者更是寥若晨星,宗室因亲获封概率降低。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经历了由皇帝主导、到宗王主导、再到门阀主导的的历程,王爵分封范围由泰始初年由授予小功亲以上到咸宁三年确立非皇子不得为王原则、再到惠帝时期王爵分封延展到缌麻亲,及至东晋,王爵分封的范围又收缩到周亲。     

宋金曲之曲体及曲调

曲体实兴自两宋与金,宋初的歌舞大曲、传踏,犹是词曲同流而难分,而“异流”分途的标志则是俗曲子“缠声”即缠令的出现,而缠令、缠达、唱赚、诸宫调是南北曲的滥觞。通过翻阅大量文献的考证辨析,可以初步认定宋金曲体中曲牌共309体,《董西厢》应为宋人所作而非金人所作。词与曲虽皆源于唐曲子,但后来的发展,“实分两途”。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虽沿袭唐制,但由于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朝廷选官的需要,致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科举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有了诸多变化,考试规定更为严密.宋代科举取士数量远大于唐,举士身份也日益向中小地主阶层倾斜,反映了宋代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同时,宋代的"恩荫之滥",也促使"冗官"大量产生,造成吏治败坏,影响王朝统治和人民生活.     

两晋时期政府对官员的优抚初探

两晋时期,官员俸禄具有不稳定性,统治者通过调整官员俸禄,赏赐官员谷物与钱帛等措施来增加官员收入。这一时期,帝王根据致仕官员的品级和地位给予相应的特权和赏赐;通过赐药和遣使慰问来优恤患病官吏;赏赐钱物来救恤贫穷官吏,同时允许家境贫困的官员改任俸禄较高的官职。官员死后,朝廷会根据其品级、功劳和生前受重用的程度,赠予相应的助葬物品和钱帛等,并对官员家属及其后代进行优恤。     

宋代地方官对移制度初探

宋代对移制度是一项集官员监察和管理于一体的差遣再分配制度,是官员管理制度的灵活性在实践层面上的体现,它既有利于克服吏部或中书铨选按资排序注授地方官员差遣却无法实现对其全面监督的弊端,又有利于发挥地方高级官员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使他们既有监察属下的权力又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它既有存在的必要环境,又有执行的程序和原则,对移制度在宋代一直处于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中,并对该朝官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两宋与辽金外交之比较——以盟约和国书为中心

公元十至十三世纪,宋辽、宋金两对王朝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先后长期并存.在不断的政治冲突和双方综合势力博弈对比的过程中,最终选择以和为主的地缘政治关系.澶渊盟约和绍兴盟约规定了宋与辽、金的外交定位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两宋与辽、金在国书的往来以及交接礼仪等外交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之处,充分体现了宋与辽、金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东晋南朝国婚之流变

东晋南朝士族盛行门第婚姻,国婚是此时门阀士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婚在东晋南朝的流变则充分说明了门第等级婚姻及身份内婚制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宋金元梅花诗探论

梅花以其凌霜傲雪的精神,卓尔不群的品格,独占春先的特性,清雁高雅的韵致,而倍受诗人们所喜爱。梅花诗之于宋金元时期400年的诗坛,不仅在题材的开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还以其数量之众多,质量之上乘,而成为了这一时期咏物诗的娇子。宋代是梅花诗创作的高潮期,其600多位作者的近5000首梅花诗,在其诗的王国里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林逋、苏轼、陆游的梅花诗,则代表着这一时期梅花诗的三座高标。在梅花尚不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金代,诗人们于梅花诗的创作,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蒙元一代约2000首左右的梅花诗,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大型连章体组诗,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冯子振与释明本的唱和之作《梅花百咏》,而王冕总题为《白梅》的58首咏梅之作,则代表着元代梅花诗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