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

30年代,施蛰存以《现代》杂志为阵地,集中推出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派色彩的诗歌,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现代情绪的完美表达－－审美阅读中的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

从读阅读的角度出发，按照从诗歌外在形式的认识到诗歌整体感受的把握到诗情体会的阅读过程，对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进行审美把握，从中发现现代派诗的自由多变、诗情的朦胧等独特的审美感受，同时在阅读过程中尝试理解现代诗派对诗美的独特追求。     

晚清商业小说中的广告书写——以《市声》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晚清都市商业小说中,《市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上海的商业经济活动和商业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进程。随着西方各种现代化技术和现代性思潮的传入,广告也随着报刊进入了近代市民的接受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消费空间并满足了社会生活的消遣需求,并通过信息传递构建了一种广告的公共空间和社会关系结构。商业性广告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发展,而其中虚假广告的泛滥与国货广告面对洋货广告的弱势,也折射出都市发展早期的混乱和殖民化色彩,这些文本都成为了某种都市被迫现代化的隐喻。《市声》对广告的记录,折射出晚清商业社会环境在外国资本影响下日益逼仄的特质。     

三十年代现代派与西方现代派之比较

西方现代派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恶之花”，3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下，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沃土里生长出的一株奇葩。二者在思想意蕴、审美情趣、艺术表现和语言驾驭上均有相似之处。但在对待、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在对待其他流派、思潮态度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从经学到诗歌诠释学--以《钱注杜诗》为中心考察

明末清初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二十卷是一部极有影响的杜诗注本,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钱氏是以经学方法完成杜诗笺注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考察中国传统的诗歌诠释发展史,可以看出,古典诗歌诠释方法来自古典文献注疏学的启迪,而古典文献注疏学又是在经学基础上产生的。     

论穆旦诗歌的精神救赎——以《忆》为中心

穆旦诗歌中的宗教话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并多有阐释.其诗歌中相关的“上帝”话语并非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诗人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剧变之中并亲身经历了同时代人所少有的像战争溃败和野人山撤退这样酷烈的生命体验之后,作为一个敏感而有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做的自我拯救和精神探索.写于1945年诗歌《忆》正是其力图缓释个人内心压力与祈求精神救赎的典型文本.     

精神的契合--略谈90年代诗歌与中国现代派诗歌传统

现代派诗歌的精神品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对时代情绪的反映;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对诗歌艺术品格的坚守。处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九十年代诗歌,在这三个方面与现代派诗歌传统也是相契合的。一、对时代情绪的反映     

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与六朝文章晚唐诗

文章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关系层面,分析了三十年代现代诗与六朝文章晚唐诗词的联系———在感觉联串与想象驰骋中营造孤寂愁怨的意象。文章进而从中西诗学的交汇与选择,历史文化心理的同构与回响两个角度,分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何以在六朝文晚唐诗中寻找“资源”的内在原因。最后,论文从后殖民文学的书写策略,论述这类“现代”与“古典”相联系的文学现象的深层意义在于:对传统诗学资源的重新确认与“控制”。在对于传统文学资源的确证与命名中,既对抗着外来的、“他者”的文学话语霸权,又失却了现代派诗歌应有的超验性与哲理要义     

20世纪30年代西安城市空间分布与都市生活初探——以林语堂的《朱门》为中心

林语堂的《朱门》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西安为人物活动主要场所,来展现西安城里青年男女跨门第婚恋的长篇小说。其故事情节之所以能够展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西安的一些重要街区所代表的含义,并让人物活动其间,从而复原出20世纪30年代西安的城区分化和阶层流动现实。由于作家复原了一些,如火车站、西京招待所这样的新都市公共空间,从而构建出西安人的都市生活和文化活动,尤其在家居生活、服饰、婚恋等方面凸现出西安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变迁。显然,文学文本所提供的资料在构建历史城市生活方面有其他史料所不及的功能,但也存在着嫁接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现象。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都市性

30年代中国文坛穆时英等现代派小说所显示的“都市性” ,丰富了文学创作的源泉、思维、情趣及审美特色 ,但也存在缺乏历史容量的涵盖、形式分寸感的控制、及与主潮疏离的局限。它成就了作家也限制了作家     

诗歌与人性之恶——金斯伯格与波德莱尔诗歌比较研究

本文对美国当代诗人金斯伯格和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前者在诗歌创作上对于后者影响的接受问题,指出两人的文学成就丰富了审美＂同情说＂的内涵,并在早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形成了一座经典传承的桥梁。     

情思的深化,诗艺的提升--浅论卞之琳三十年代中期诗歌的情感转向

以1935年在日本创作的《在异国的警署》为界，卞之琳诗歌此前和此后暗自流淌着两种大的情感流向。一是在这首诗之前的茫然、苦闷、孤独的情思；二是在这首诗之后的充满理趣的情感体验。     

顾城诗中现代主义的本体分析

顾城诗中个人化的象征,独特的主观表达,抽象的抒写三个现代主义倾向,体现出朦胧诗的一些现代主义思维和表达方式,为当代诗歌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同时,他们的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在感受上有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对我们思考当前诗歌甚而文学的发展都具有启发价值。     

80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与接受

论文是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在80年代的译介和接受的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是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状况、文艺政策、本土创作现状密切相关。论文以翔实的资料,通过梳理西方现代派文学从“文革”后艰难地冲破禁区,到80年代大量地引进,总结了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译介的特征,并深入分析了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与现代派文学的接受之间占匀内在关联。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论“九叶派”诗歌出现的必然及其意义

“九叶派”的出现有其必然性,由社会现实的外部环境所决定。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规律来看,现代主义诗歌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加以改造和整合,而“九叶派”诗歌正是经过改造和整合的现代主义诗歌。“九叶派”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上是达到高峰、趋于完美阶段的一个流派。“九叶派”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手法融于当时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精神之中。“九叶派”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最大功绩是,打破了“诗必须表现情感”的传统信条,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主张,更新了固有的诗歌观念。     

论三十年代几部喜剧电影中的城市形象

本文以三十年代中期几部具有代表性的喜剧电影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所展现的城市生活和由此构成的喜剧性情节进行分析,指出影片编导者在对待城市时矛盾的立场,并试图在比较的视野中对其做出评价。     

社会情结与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形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融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的社会意识介入,影响了其"艺术的假定性"原则的运用、艺术感知方式转化和创作文本的哲学性超越,表现出新奇怪诞的艺术内容缺少西方现代主义那种深刻独特的哲学意识作依托的现象。     

都市视角:研究30年代诗歌的一个角度

把新诗的发展纳入与都市环境的关系中加以考察，这既为理解它的某些本特征，也为认识它与具体化环境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因为作为中国现代学的基本生存空间，都市环境对新诗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30年代诗歌更与都市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时期的两大诗歌潮流——左翼诗歌运动和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都是在现代都市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探讨30年代诗歌并揭示其特征，是一个值得尝试却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