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及其影响

明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较为复杂，民族问题对明代政治及化等方面有较大影响，这从明代儒学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民族观中可以得到反映。明代儒学中的民族观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它无论是对明朝民族政策的制定，还是对明代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有多方面的影响。     

儒学的现代化与儒学的现代意义

本文认为，儒学对现代社会发展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儒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地揭示它的现代意义，但是，揭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儒学现代化的一个侧面，不是儒学现代化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儒学的复兴。儒学研究的现代化不是儒学的现代化，儒学研究的复兴不是儒学的复兴。     

《新语》: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先声

在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只注重董仲舒的重要作用，而忽视陆贾的应有地位，陆贾实则是汉代尝试构建儒学形而上宇宙论支持体系的第一人，也是汉代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独尊儒术）的第一人，同时还是汉代促使儒学与王权政治磨合并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人，因此，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先声。     

明代府州县儒学的教育经费（上）

明代的地方儒学，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区域的涵盖上都远远超过前代，而探究兴办和维持如此众多儒学的经费投入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考察了明代地方儒学经费的来源，分析了田赋、徭役、捐助、学田在地方儒学经费筹措中的地位，也论述了经费的各项支出。研究的结果表明，地方儒学的兴办受到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形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私人捐助为辅的办学模式，而且教育经费的投入是呈增长趋势的。     

谈儒学的现今意义--对儒家"和合"文化的思考

儒学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已走过了2000多年,对于它是舍弃还是保留,一直以来是国人争论的问题。未文从儒学的“和合”文化入手,分析其关于人、社会、自然相互和谐的思想,旨在阐明其文化资源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

本文认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次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一种误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是封建礼教,而不是儒学所代表的基本价值;新文化派并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革儒学,重建儒学;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它的思想革命,还是文学革命,都是致力于解决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的关系问题,其方式是通过输入西方文化而使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化;如何使儒学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这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论佛教对苏轼思想及人生态度的影响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还是玄风蔚然的魏晋，乃至三教合流的隋唐，新儒学兴起的宋元，其入世经世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更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主导。     

儒学和朱、戴的“理欲之辨”

儒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把继承和变革结合起来，随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从而使儒学在封建社会里充满活力，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以延续几千年。朱熹和戴震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代宗师，分别在不同的时代对儒学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他们在“理欲之辨”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没有超越儒学．都是儒学的继承者，所不同的是．由于戴震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因素已大大增长．因而戴震的新理学创新多于继承。     

儒家的哲学品质与现代性问题

无论是渴望实现自身的儒学,还是作为未完成态的现代性,它们内在都要求更新、融合,这使得儒学与现代性之问构成一个联结.儒学虽然古旧,但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哲学品质、将历史文化整合到一个解释系统的能力、对于自由与秩序的构想,都深具时代的生命力;同样,现代性虽然是人类的命运,但其自身存在的谜一般的悖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执著、工具理性与虚无主义的盛行,都将是其无法克服的痼痰,它同样需要自我超越.儒学与现代性的交融将是儒学的复兴和现代性的新方案.     

西方哲学和儒学双重视野中的心理咨询实践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实践所借助的心理咨询理论多源于西方,故受西方哲学影响甚深。其实,对于心理咨询实践中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比如对人的生命本质、人自身、身心关系等方面的认识,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皆有各自的见解和论述。儒学既尊重生命的“求强”意志,又强调“求强”之中的和谐。儒学重视人的整体存在与个体生命的具体生成过程,注重人的主动性和人对命运的自我把握。从儒学本身看,它始终认可原始的身心合一论与当代的身心交互作用论。从比较文化的视角看,西方哲学和中国儒学都与我国的心理咨询实践有内在关联性,而儒学更为贴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生活实际和心理实际。国内心理咨询的实践既需要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更需要借鉴中国的儒学精髓。     

论宗教及儒学的超越性

一切宗教的核心是通过信仰而表达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儒学是哲学还是宗教？儒学虽然没有明确指向一位人格神,但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因素。它将天道置于首位,并认为天道存在于人道之中,人要努力在人道中发现和体现天道,这种努力便形成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动向。同时儒学还强调人性的修养,强调高尚道德或成圣的可能性,它持守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以建立一个以道德价值为纲领的社会,从而又在对现实世界的阐述中坚持自我向超越境界敞开的形而上学。     

清代儒学

清代儒学是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起十七世纪早期的明清之交，下迄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历时近300余年，其间大致可划分为清初、乾嘉、道咸和晚清四个阶段。     

论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多层面的复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构成中国近现代新儒学的事实前提和逻辑原点，而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则是新儒学产生的个别性和直接性根源；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也离不开它的“宿敌”——文化激进主义的刺激；现代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员还与中国近现代的其他文化保守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儒学东进及其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儒学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世界教育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同属亚洲文化圈的国家的教育更是影响深刻。本文分析了儒学传入日本后所经历的不同发展时期，着重阐述了儒学对日本古代教育的影响。     

儒学“天人合一”说辨正——兼论其环境伦理学意义

传统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真谤乃是道德本体论，而非“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把儒学的“天人合一”顾名思义地释译成白话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此来阐发其环境伦理学价值，不仅是解义上的根本错误，而且也少有建设性，儒学“天人合一”说的环境伦理学价值在于，它提示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视角。     

论儒学的演化及其影响力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演化主要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四个阶段。儒学对中国的政治、道德、教育、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对儒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靠集人类文明大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要依靠科学、民主与法治，而儒学本身是不能提供这些东西的。不仅不能，它对这些东西的产生、引进与成长还会产生强烈的抗阻。此外，判别任何思想和学说，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儒学对此也是不利的。因此，对儒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     

冯友兰“新儒学”之检讨

冯友兰是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力图以传统儒学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借以寻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借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新儒学，实是希望理论工作者融纳、吸收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主体的共同信念。     

试论两汉之际儒学的神化

两汉之际是一个喧嚣动荡的时代，经学中的一派——谶纬于思想界悄然兴起。它对圣王的神化，对圣人的神化，以及其独特的政治历史观，大大改变了先秦儒学的面貌，使汉代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两汉之际儒学的神化是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本文就其神化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宋儒境界论－以儒释道会通为视角

宋代儒家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和佛道学说的刺激下，进一步转向内心，融通佛道，建构起精致化、理论化的境界说，铸就了其承续先秦儒学而又超越先秦儒学的新儒学特色。它在以下重要关节点上得以具体展现：重建道德形上学；高扬自由之乐；强化直觉体验等。这些“关节点”作为宋儒境界论的具体表征，都可以说是儒释道会通互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