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的民事证据收集制度

合理分配法院与当事人在证据收集中的角色对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及整个民事诉讼体制有重要的意义.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新选择.该诉讼模式下构建的协同型证据收集制度强调当事人与法院之间以及当事人相互之间在证据收集上的协作,符合我国国情及各国证据法的发展趋势,也应是我国的选择.     

证据交换制度改革比较研究

从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建构的现实需求出发,在对当事人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和职权主义证据交换模式的理论和诉讼意义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当事人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和职权主义证据交换模式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对我国当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现状及弊端进行剖析,并提出构建建议,以期对当前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     

论我国当事人民事证据收集权利的保障

证据收集模式主要有两种:当事人主导型和法院主导型。长期以来,我国证据收集模式几乎是法院包揽型,当事人无所作为。近年来,虽然立法要求当事人承担主要证据收集职责,由于在立法和司法中对当事人证据收集权缺乏足够的保障,以至当事人在证据收集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文章在对两大法系保障当事人证据收集权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欲加强对当事人证据收集权给予有利保障,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完善有关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与阅卷制度比较研究——兼谈我国阅卷制度的构建

在两大法系国家,虽然存在具体制度设计上的差异,但都设立相应的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情权。在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中采用证据开示制度来实现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而在职权主义诉讼中则存在广泛的阅卷制度。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强化了控辩双方庭审过程中的对抗性,然而在我国未完全建立起当事人主义的情况下,不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而是应借鉴当事人主义证据开示制度的合理成分,建立并完善阅卷制度来保障控辩双方的证据知悉权。     

民事证据立法与辩论主义——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缺陷

辩论主义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本质的理论概括,它落实到具体的证据制度上,一方面要求明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严格限制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确立自认制度。作为民事审判改革的重大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上述两个方面均体现了辩论主义的要求,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其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未来的民事证据立法中,为体现辩论主义的要求,对其进行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协作式取证模式视角下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构建路径

协同主义民事诉讼理论为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诉讼中各方主体协作程度不高始终是限制律师调查令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究其原因是立法体系混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未进行制度衔接和被调查对象缺乏证据协力义务的约束.为此,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构建路径应从制度内外两个方面展开,通过调整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的取证权利...     

论当事人收集证据权的程序保障

当事人在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下,应当对等地拥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及其程序保障,这是程序公正的体现和要求。文章以研究民事诉讼当事人收集证据权的程序保障为主题,阐释了收集证据权的基本涵义以及法律对其进行程序保障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实践中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存在的主要障碍,提出完善我国当事人收集证据权利的程序保障的具体措施,包括规范法院调查取证制度、设立提交证据命令制度和确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进路研究

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效果不佳,其推行面临着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证据收集各主体偏离了各自的功能定位,从而造成相互协作程度不高。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律师调查令运作过程中各主体的协作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要求各主体通力协作以发现案件客观真相,实现纠纷的妥当解决。基于此,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律师调查令制度完善的逻辑进路在于,通过规范律师取证行为、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明确案外人的证据协力义务、推动其法定化及法官适时行使释明权来提高各主体的协同配合能力,最终实现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应用的稳慎推动。     

法院与当事人的取证权之争——以台湾诉讼模式改革前后为观察视野

基于当事人主义优于职权主义以及由当事人掌握取证权更易查清事实真相这样的认识,台湾于2002年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的修改将其诉讼模式转变为＂改良式当事人主义＂。但其实刑事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查清事实真相,而在于解决纠纷。审判所需要查清的事实真相程度,必须用＂当事人主义标尺＂和各方真诚的努力这两个因素加以衡量。因而由法院及当事人共同分担取证权则好于任何一方对此的独占。     

我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缺乏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的规定，既不利于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完成，又妨碍庭审公正及效率。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收集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