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音乐相结合——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新诗如何发展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历代歌词都是诗,与音乐相结合是我国诗体不断发展的动力。与音乐相结合也应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歌词也是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人们也不断地主张新诗应当能唱,而新诗以及现代歌词的创作实践也证明新诗应当与音乐相结合。但其它新诗体裁也是应该提倡的。     

歌词:梁上泉诗歌艺术的新探索

从诗歌的起源与发展看,诗与歌词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现代歌词的明快直白、晓畅自然,表达情意的坦率真挚,表达方式上的口语化方面都为中国新诗的艺术探索提供了直接的艺术经验.梁上泉的歌词创作是其诗歌艺术的新探索,其歌词艺术的成就为中国新诗通俗化提供了可能的方式,具有形象性,在诗歌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结合上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     

现代歌词对五四至二十年代末新诗的选择及其原因

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歌词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上古歌谣"开始,经"诗经""楚辞""乐府"到"唐声诗""唐宋词",再到"元明散曲""明清小曲",这些占据中国诗歌史大半江山的诗体自诞生之初,无论是以词入歌还是倚声填词,它们本身是以一种歌词形式面世,可见歌词同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是现代歌词的开端,白话新诗的诞生则给现代歌词带来新的生长土壤,但是从二十年代末起,现代歌词已经很少再从新诗吸取养分。文章将主要探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至二十年代末现代歌词同新诗的关系,以及现代歌词选择新诗入词的类型及原因,厘清现代歌词自诞生起至二十年代末间的发展脉络。     

并行不悖的两驾马车——浅谈现代诗和歌词发展的困境及启示

古代诗歌分为可以入乐歌唱的诗和单纯作为阅读获取审美愉悦的诗这两种基本形式。歌词本是可以歌唱的诗,然而现代化以来,歌词和诗歌逐渐分离,这种分离非但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各自的独立价值,反而为各自的发展带来困境。如何解决这种困境成为了当今文学界和艺术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探索两者的关系和特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歌词和现代诗并不是势同水火的剑拔弩张,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共同发展。     

论后现代视域下的悲喜融合

悲喜融合是美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由早期的完全对立到19世纪、20世纪的悲喜转换,它一直在不断发展。进入后现代领域,在后现代解构一切的价值评判下,悲与喜已突破了各自界限和概念进行融合互化。黑色幽默作为后现代悲与喜融合的代表可以很好地展现出这种质变融合的形式内涵,而后现代的环境也为这种融合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背景。同时,需要注意到这种融合在中国呈现出了特点。     

论新月派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以闻一多、朱湘为例

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朱湘在诗歌翻译上颇具有代表性。本文试图从节奏形式、主题开掘、意境营造、叙事方式等诸方面寻出他们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印迹,以此来考察诗歌翻译对新诗建设的影响。正是这种翻译活动促使新月派诗人认识到传统诗歌的合理成分,新诗开始了全面的建设。     

论现代诗与现代流行歌词的分合

自＂朦胧诗＂之后,现代新诗由于其形体结构的芜杂混乱,语言的庸俗隐晦,离大众越来越远;而流行歌词却因其大众性、通俗性及古典诗词的引用而深得大众喜爱。无论从起源还是音乐性上看,诗和歌词关系密切,它们时合时分,但＂诗＂要追求歌的音乐性,＂歌＂要追求诗的文学性,所以,诗和歌词是可以相通相融、共同发展的。     

"江湖"与"庙堂"的融合、渗透与排斥 --《水浒传》研究之二

《水浒传》通过造反与招安两种观念的对立和冲突,展现了"江湖"文化与"庙堂"文化的融合、渗透与排斥.从这种文化视角阐释梁山水泊的内部冲突,对深入理解《水浒传》将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声乐演唱中的审美体验

声乐的艺术美融合贯穿在声音的发出、歌词的撰写、旋律的谱就和歌曲的唱成这整个的创造过程中。这种艺术美能够让演唱者本人产生一种愉悦的心理状态即审美体验。在声乐演唱中,演唱者可以从声音、歌词、旋律和情感等方面进行审美体验,并融合于自然而有创造性的表演中,形成独特的声乐美,进而感染听众,使听众获得美的享受。     

意指系统中的新诗发生

任何一个记号都是一个意指系统。在新诗的意指系统中，存在着言语行为和语言系统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新诗的发生，并注定造成新诗草创之初的得失。     

舒婷的诗歌语言学实证分析

舒婷是朦胧诗创作的核心人物之一。诗歌语言的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文学和诗歌语言的话题更为郑重地进入了人们地视野。人们开始认识到,正是语言的变迁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及诗歌的面貌。通过对舒婷诗歌的实证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它的语言体系的现代性,从而感受它在思想上的现代性,正是这种语言本体层面上的提升奠定了新诗新的审美原则,使新诗得到了又一次诗体解放。     

《新诗歌集》与1920年代新诗的听觉诉求

1928年出版的赵元任《新诗歌集》,是一次将诗歌和音乐结合的大胆尝试。它们在给听众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的同时,也将其极具感染力的音乐特性赋予了那些作为歌词的新诗作品;那些作品借助于曲调,同样给予接受者另一向度的听觉感受。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促动诗人们郑重地重新思考新诗的音韵问题,探掘语言中"乐"的成分。这部独异的诗歌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920年代诗人们为新诗音律所作的努力及其达到的艺术成就,为20世纪新诗格律问题的探索写下了可贵的一笔。     

论媒介时代新诗的裂变

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看,当下的新诗不是衰落了,而是转化了;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裂变。在媒介的作用下,新诗的传播体式由纸媒诗歌的一统天下裂变为歌词诗、网络诗歌和手机短信诗歌等多种体式。与此同时,诗歌意味也在裂变。从这个角度分析当下新诗,显得迫切而关键。     

毛泽东诗论导向中国现当代诗坛

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与旧诗之争，毛泽东曾明确提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就给新旧体诗对立的局面划上了句号，对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孔子和老子:不同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黄河文明探源之三

孔子和老子是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两大思想源头。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各自有其不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根植于这种基础的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了。观察其对立的若干现象,我们可以寻觅到隐藏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背后的不同的社会基础,从而可以补缀传统文献中片断的、不完整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可以从文献的重新解读中得到印证,而且可以征之于当代人类学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和发现。     

"切近情绪的性质"--叶公超新诗形式建设观念初探

叶公超是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批评家.他根据T·S·艾略特的传统观,论证了格律形式对新诗建设的必要性;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调"特性,叶公超认为新诗的格律一方面要"根据说话的节奏",一方面要"切近情绪的性质",在这两个原则的指导下,他从节奏、和谐、时偶与均衡等方面提出新诗形式建设的基础.他的新诗批评对于澄清当时新诗观念上的混乱,促进新诗的形式建设有重要意义.叶公超研究至今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人文主义课程与科学主义课程的历史对话

人文主义课程与科学主义课程作为两种重要课程类型,两者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渊源,两者的关系也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只存在着冲突和对立。从课程史的角度来看,两者自产生以来经历着一种“统一-对立-融通”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中,人文主义课程与科学主义课程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吸对方之精华,去自身之糟粕,共同推动着课程向前发展。     

袁宏道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

儒、释、道三教虽然始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形态,但相互间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总是不断地进行交流与融合,从外在功能的互补到内在本质的融通。通过内质上的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深,三教合一之势不可阻挡。从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并结合晚明的学术背景可以对晚明的“三教合一“思潮进行适当阐释。     

论新诗的语言

语言问题对于新诗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新诗语言与旧诗语言有重大的区别,现在人们对新诗有意见,语言占有相当大的因素。也许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新诗的语言对于新诗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新诗用的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比之于古代汉语大为膨胀,人们习惯于旧诗语言的精练,所以总是将新诗和旧诗相比,觉得新诗不如旧诗那么精炼耐读,因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或者鄙弃新诗,或者敬而远之。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也往往产生一种抵触情绪,你爱看不看,我行我素。以致于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