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从政治学视角看,我国发生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性的。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引发的利益矛盾加深,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政治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社会政治生活面临一些弊端,一方面削弱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政治体系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效能。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兼顾社会各方面利益,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政治体系。     

地方高校管理重心下移的行动研究——基于“接点治理”的分析框架

在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地方高校需要提高其内部治理能力作为发展动力。在实践过程中,学院始终处于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接点”部位,是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权力“接点”、战略“接点”和政策“接点”;而学科组织（系、所、中心）又位于学院内部治理的“接点”位置,呈现出“内”与“外”、“上”与“下”、“左”与“右”等双重面向的特征。通过充分发挥“接点”治理的作用,由“接点”链接组织内外的资源和特性,激发办学活力,提升内部治理能力,完善内部治理体系,实现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     

"做作业"与事件性治理:乡镇的"综合治理"逻辑

由于乡村权威的双重衰变,乡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缺乏维持乡村日常秩序的常规性权力,不得不以"做作业"的方式应付各类自上而下的任务与指标,以及调动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治理资源来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进行"出了问题才治理"的事件性治理方式.如欲改变这种运作逻辑,势必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着力于基础性权力建设之上,以重塑权力运作的原则与规则,使基层政权组织具有维持乡村社会日常秩序的制度化与常规性权力,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定.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与启示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我国不少地方发生罢工、罢课和请愿等群体性事件。毛泽东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客观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原因,主张以包容性态度和辩证的眼光看待群体性事件,并提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方针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既体现了他对社会运行和管理规律的哲学思考,又从方法论和价值性层面对执政党化解社会冲突之道作了细致分析。     

论高校的政治权力与"去行政化"

高校政治权力是高等教育与整个国家、社会相互作用的表现之一,是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和学术权威三股掌控大学命运的势力之中国家权力的具体体现,是目前高校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辨析高校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探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思考高校"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问题,得出了高校"去行政化"的理性逻辑和现实选择.     

"统合""互嵌"与"共强":乡村治安治理范式研究

治安治理是国家与社会发生最直接互动关系的领域.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域下,我国的乡村治安治理范式的演变脉络可以划分为三个模式:在"国家统合社会"关系中,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治安模式;在"国家社会互嵌"关系中,民主政治理论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治安模式;在"国家社会共强"关系中,合作治理理论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治安模式.基于...     

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问题。其原因一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城市社会出现了利益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多元的利益诉求;二是由于社会体制变革,城市弱势群体原有的利益表达途径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已经引发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甚至可能危害到政治稳定。解决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应当从国家垄断治理转变为依靠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共同治理。一方面,要完善国家政治系统内制度化利益表达的结构性,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系统内社会利益表达组织的独特优势。     

农村社会精英与新乡村治理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精英的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进行了深刻调整,乡村治理的技术随之形成了新的特点.但这些变化所蕴含的是以往乡村治理术的不断精致化,也可以称之为"新乡村治理术"的演进,而不是乡村治理模式与政治形态的本质变化.这个过程是在中国"生态政治"本文中提出的生态政治指的是国家整体的政治形势,即基本制度层面上的社会设置与社会(潜)规则.的大环境中发生的,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国家的整体政治气候实际上决定着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与乡村政治——以浙江兰溪模式为中心,兼论"内卷化"模式

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问题,本质上是社会政治问题,是地方政治变革的一部分。兰溪模式是国民政府有效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变革方式。县政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有利于规避华北农村出现的国家权力“内卷化”现象。     

维权与治权：县域视野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基于X县三个个案的实证调查

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成果丰富,而从县域政治视野探讨基层民众的维权与地方政府的治权问题的研究少见。通过对X县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转型带来国家性与民众自主性的双重变迁,由此引发了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冲突,进而导致了民众的抗争维权行动。然而弱化的县域治权,并不能有效地化解这种冲突。民众的抗争维权行动恶化了县域治理性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弱化了县域的治权,从而使维权与治权之间呈现出相互共生的逻辑关系。为此,进行结构性的变迁和治理性的转换是当前县域治理的重点方向。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控制策略研究——以"抢盐事件"为例

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造成较大影响.以2011年3、4月间的"抢盐事件"为例,分析谣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产生机制、传播机制以及歪曲机制,有助于提出相应的谣言控制策略.     

"互联网+"时代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治理困境与规避预警

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主要有因教师群体权益受损诱发的事件和因教师个体权益受损诱发的事件两种类型.在"互联网+"时代,两种类型的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都有各自独特的演化机理."互联网+"时代的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其萌发具有"隐蔽性",其样态具有"双向联动性",其发展具有"扩散性",其影响具有"广深性",其防控具有"复杂性".新形势下,理性分析"互联网+"对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的影响,针对"互联网+"时代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共建大数据时代农村教师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互联网+"背景下大数据的形势预测功能、保障"互联网+"背景下农村教育社会张力的合理表达是"互联网+"时代农村教师群体性事件规避与预警的有效路径.     

“简约治理”与林改政策在乡村的实践

本文用"简约治理"理论审视林改作为国家政策"落地"村庄的过程,认为"简约治理"模式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国家政策进入乡村社会时,并不能简单粗暴地用政治权力去推行,应该根据地方实际,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准官员"和"情法合一"的治理机制等方式,把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化为"村庄实践",实现国家政策目标。这是中国治理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下公共政策执行的乡土智慧。     

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关于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报道的分析

西藏"3·14事件"是大众传播媒介与意识形态相互构建的事件.从西方传媒的生产流程,可以探寻西方国家的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象征形式的建构谋略,从而探究其谋略背后的话语权力关系、权力形式以及媒介与国家的互动等,为揭露西方国家对该事件的报道提供独特的分析视角.     

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结构坍缩、行动裂解与协调进路

探讨执行问题很容易回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根源,而将矛头集中指向身处国家治理终端的街头官僚。对纵向治理结构和街头官僚行动进行要素分析,进而审视这些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发现街头官僚行动的系统环境是蕴含行政和政治双重维度且不断向基层坍缩的纵向治理结构,同时伴随着基层行政组织相对衰退的现象。结构内在的身份、执行和责任等维度的冲突使得街头官僚行动在情境中裂解,造成政治包裹行政、行政替换政治,行政挤出治理、治理依托行政的困境。重新定位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使行动与结构彼此协调,需要理顺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的关系、厘清层级间职能配置的政治制度逻辑、培育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为街头官僚行动既能满足上级期望又能回应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化保障。     

"多层级"与"共治":以色列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体系研究

以色列有"创新强国"和"创业型国家"之誉,这与以色列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以及其治理体系有密切关联.以色列国家教育部和经济部、地方政府及"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者网络"、基层的职业学校(中心或学院),以及作为社会伙伴的"以色列制造商协会"与"工会联合会",共同合作参与以色列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塑造了以色列"多层级"与"共治"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治理体系.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分析

群体心理是社会状态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重要媒介,分析群体性事件必须了解当前大众的社会心理状态,其主要表现为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公正受挫心理加剧、信任感缺失、焦虑感萌发、维权意识觉醒与崇尚武力维权方式的矛盾心理。在从众心理、群体认可心理、情绪传染心理以及法不责众,心理机制下,激发为群体性事件。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群体性事件,有助于寻求到有效的治理策略。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处置对策分析——以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为例

随着改革程度的不断深入,由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断裂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新的利益格局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显性利益与隐性利益的非均衡发展使得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不断增强。由环境问题所引发的集体维权事件正逐渐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部分,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影响。文章以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为例进行研究,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的策略。     

群体性事件的伦理分析——以安徽省群体性事件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时期,群体性事件是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以安徽省曾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伦理的角度分析了当代群体性事件,给出了伦理维度的预防措施。     

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有助于解释宏观视角不能够完全解释的现象,或者关注这些宏观视角没有考虑过的维度,因而弥补了这些宏观视角在分析群体性事件中的不足与缺陷。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过程与现象以及错误知觉与认知偏差的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解释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逻辑从而为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奠定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