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加羁押必要性证明机制对我国逮捕审查程序完善的启示

英美法系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由法官决定,控方不同意犯罪嫌疑人保释则必须向法官提出羁押申请并需履行证明责任。证据的来源不仅在于案卷证据,同时也包括由中立机关调查的证据,证明过程不遵守庭审证据规则限制,证明只要达到优势证明程度即可。我国的逮捕程序是检察官的批准程序。文章认为为防止过度羁押需要将我国逮捕决定程序进行诉讼化设计,对于有争议案件实行听证式审查,听取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意见,明确侦查机关需要履行的证明责任以及证明标准,从而达到降低羁押率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目的。     

试论当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主体审查判断证据、收集证据以及进行实体处理活动均须围绕证明标准(莱)进行开展,因此说,对于整个整个刑事证明过程来说,证明标准就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正式基于此,本文主要对重构当前刑事诉讼法中证明标准进行了探讨.     

对"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反思

盖然性证明标准是一个客观化的概念,主要依赖于概率或经验的手段来判断法官的心证是否达到了法定的强度,但是,心证是法官主观上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以客观的手段来量化是不能成功的.学者以两大法系的理论来论证盖然性证明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也存在疑问.因此,我国证据法应以法官是否形成内心确信来替代盖然性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标准，以重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论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证明责任承担——对因果关系推定与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之区别的厘清

在因果关系推定的视域下,原告须先就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初步举证并达到一定程度的盖然性。然后才发生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和证明责任倒置的效果。我国现行法采用的是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规则,证明要件从诉讼伊始就已经完成了分配,损害行为和所受损失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而行为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则应当自始由被告来承担,故原告对因果关系提出“表面证据”或者“初步证据”并非被告举证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倒置的前提。     

刑事诉讼中的社会科学证据——兼论专门性问题解决方法的整合路径

当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以社会科学知识或方法为基础所形成的“专家意见”通常被实务部门采纳,用以解决特定的专门性问题。但受到法定证据种类和鉴定管理体制的双重约束,社会科学类证据陷入证据资格的“身份危机”。现行法分散模式无法应对司法证明实践中的证明需要,亦不能为专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统一的规范路径。因此,有必要以社会科学证据为契机,跳出证据形式要件对司法证明的束缚,以证明指向为导向,建构“多元证据形式的统一证据方法”的整合路径,即把专门性问题的解决整合于“专家意见”的统一证据方法。根据专门性问题的事实属性,社会科学证据亦可用于实质或非实质证明;为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在证据调查以及审查认定中亦应警惕其潜在的证明力偏差。     

犯罪构成要件与刑事证明标准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重要论题,刑事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热点问题,但两者并不是分立而没有关系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刑事证明标准确定的基础,犯罪构成要件体系的科学与否决定着刑事证明标准是否科学和明确,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我国平面犯罪构成要件体系无法为证明标准的明确化提供实体法基础,应当采纳具有层次性的犯罪构成要件体系.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认识的主观性且不够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建议我国应建立较为科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定罪标准的界定

近几年来,刑事诉讼的定罪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直是证据理论界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对其究竟是达到法律真实还是客观真实还尚无定论.本文从分析证明目的与证明标准的关系入手,尝试探索这一问题的实质;且借此揭示出我国定罪标准的弊端,即我国刑事诉讼定罪标准实质上是混淆了证明目的与证明标准这两个概念,“犯罪事实清楚“这一界定是证明目的,“证据确实、充分“这一界定才是证明标准;最后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定罪的新标准.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问题的若干思考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我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如何?国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证明问题又有什么先进的经验?我国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应该如何规定?控辩双方针对非法证据证明应当达到什么程度?上述问题都亟待探讨和解决.     

中美民事证明标准差异的经济分析

证明标准设置不当,将带来不必要的诉讼成本。我国民事诉讼主要采行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明显高于美国主要采用的优势证据标准。诉讼环境的差别是证明标准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民事证明标准的改进,可积极探索更细致的证明标准体系,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追求更好的社会效果。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认识的主观性且不够明确、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建议我国应建立较为科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论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的关系

文章探讨了事实推定与间接证据证明之间的关系,认为事实推定只不过是对于我们已经掌握的间接证据通过运用推理这种思维工具,将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起来,使间接证据能够起到证明案件事实某一环节的作用,即事实推定是法官在认证过程中的一种推理活动,事实推定就是一种间接证据证明;并进而说明事实推定不是一种降低了证明标准的间接证据证明,而且并非所有的间接证据证明都是事实推定。     

刍议治安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

诉讼证明标准历来是诉讼法学界研究证据问题的重点,近年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发生了由“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衍生了多元化证明标准理论,这也是治安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多层次证明标准理论主张根据案件和证据的性质特征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治安行政案件中实行多层次的证明标准有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着眼于此,以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现状,便于为构建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提供明晰的思路。     

论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它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否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纳入到证明标准当中。顺应了实践需要,体现了立法进步。但该标准存在着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排除一切怀疑”相混淆,“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不够清晰,证明标准粗放等问题。因此,应从“合理的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判断”、“合理的结论”等方面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要切实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设置出体现阶段性和层次性的证明标准,以及针对不同主体、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在法律实务中应用颇为广泛,但是由于审判人员理解的偏差致使这一制度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证明责任倒置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法官不得肆意改变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只有改变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律规定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仅仅存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这三种情况,《证据规定》中其他五种特别责任的规定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为完善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应该保证证明责任倒置的法定化,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必须完善立法,明确适用规则。     

从发现真实到证明标准的转换--以发现真实相关理论为基点

证明标准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足以再现案件的事实。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性。目前有关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学说主要有客观真实说、或然性权衡说、多层次说和否定说，但这些学说都值得商榷。同样目前的发现真实的学说亦有一些缺陷。本文认为以发现真实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去建构一个多层次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才是合理的。     

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制度在法律实务中应用颇为广泛,但是由于审判人员理解的偏差致使这一制度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证明责任倒置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处于弱势地位诉讼一方的当事人,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法官不得肆意改变证明责任。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只有改变一般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法律规定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仅仅存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这三种情况,《证据规定》中其他五种特别责任的规定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为完善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缺陷和不足,应该保证证明责任倒置的法定化,减少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必须完善立法,明确适用规则。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基础问题探讨

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有重要意义,对定纷止争、维护法律权威和保持诉讼当事人心理平衡有重要作用.在确定证明责任分配时应考虑以下因素:证据距离、经济成本、道德成本、诉讼效益、公平原则,并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结合法律要件事实说、利益衡量说,考虑公平原则予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