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形式的变迁

在中国古代语境下,法律形式表述为"法"的形式是较为妥当的。所谓法的形式是指国家法的外在表现,其指向的是"法"的具体的、形式的层面。而魏晋南北朝法的形式变迁表现在法的形式的外部变化和法的形式的内部发展两个方面,主要包括科的形成、以格代科、律令分野、律学的发展、法典体例结构的变化及引礼入律等内容。魏晋南北朝法律的发展,强化了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为封建正统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法的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契合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试儿习俗

正一、作为江南习俗的试儿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诞辰礼仪,试儿,又名抓周、试周等等,有着悠久的历史。《颜氏家训·风操篇》:"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这是最早在文本上关于抓周试儿的明确记载。颜之推所说"江南风俗",可见这一习俗在江南一带已风靡许久。由于时代的原因,在宋代这一习俗的材料较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道教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虽然已经趋于沉滞,但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从当时的儒道关系可见其一斑: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以后,随着神仙道教主导地位的确立,道教和上层社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士大夫奉道者大幅度增加,道门中人多儒道双修,在当时礼学研究之风盛行情况下,也多以阐弘儒家礼教为务;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宗、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柱,在这些道徒心中发挥极其巨大的影响,取儒学以弘扬其教就变得更为自然,许多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被他们改造为道教的戒律规范而成为教徒必须遵循的行为法则,道教于是被正式纳入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秩序的统一体系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自我修复力

<正>任何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均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各种天然的灾难和人为的灾难。当灾难降临之时,民族是否具有自我修复能力,是一个民族是否可以延续民族生存及民族发展的根本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发展受到了内外两重压力。在内部,士族阶层在其力量壮大之时也日益腐朽。中央专制的皇权受到来自汉族内部的严重挑战。在外部,五胡乘机入主中原,在北中国开始挑战汉民族的政治主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盐业生产述论

中国古代盐业产区中,巴蜀地区是井盐的重要生产地。以井盐为代表的食盐生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盐业生产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食盐产量都较秦汉时期有着较大发展,在当时整个国内井盐产区中都位居前列。文章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井盐的生产与产能、运输与管理等角度,考察了巴蜀盐业的发展特点和对地区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魏晋南北朝汉字字体考略

魏晋南北朝是汉字由隶书向正书过渡的关键时期,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一时期的汉字,隶书作为成熟的字体仍在广泛使用,同时楷书、草书也逐渐形成,行书形成并成熟,四体纷呈。本文对这一时期隶、楷、行、古文的字体特征作了具体描述。     

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教化策略

佛教自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 ,便在中国得以传播 ,但其影响仍是有限的。直到进入魏晋南北朝 ,它才得以在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人群中得以流播 ,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习俗与生活方式。究其原因 ,与佛教采取了正确的教化策略有着密切关系。在此 ,笔者试对佛教的教化策略作一浅探。一、攀附、影响最高统治者当时的佛教徒从大量的历史与现实事实中深深体会到 ,“佛不自佛 ,唯王能兴”(《广弘明集》卷十 ) ,“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也就是说 ,在王道政治主宰一切的中国古代社会 ,能…     

魏晋南北朝经学百年研究回顾

正众所周知,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学术主流。从秦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里,两汉经学和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代表型态,后世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遗憾的是,处于两汉向隋唐以迄宋明理学变化过渡阶段的魏晋南北朝经学却一直受关注较少,研究不多。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社会动荡和政权分裂致使文献大量散佚,南北的地域差异也深刻影响了学术发展,这些都加大了后来研究工作的难度。     

东汉魏晋南北朝房中经典流派考

东汉晚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要阶段,释之入、道之兴几乎同时,相互借用模仿之迹甚多。当时道教与房中密切相关,是治道教史者不可忽视。而佛教初入中国,也有类似传授,对研究密宗的早期发展亦极为重要。惜史料缺佚,学者留心措意者少,很多情况都昧而不明。作者有感於斯,对有关线索细心钩稽,撰为丛考,论房中经典七书,析容、彭、玉子三派,释《黄书》二种之疑,解无谶授法之秘,为探讨早期的释道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略论魏晋南北朝史传的文学研究价值

目前对魏晋南北朝史学或传统文学品种的研究较为深刻,对史传文学的研究则多偏重于一般性、系统性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传文学出于汉、唐两个强盛王朝之间的四百多年间,官、私修史空前繁荣,且绝大多数为魏晋南北朝人所撰的具有文采之史籍。六朝以降的史官多文咏之士,史籍深受骈文的影响,富有文采,史家颇能自由驰骋文学才华,最适合作为文学研究对象。所以针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具体人物、人群及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对一些看似细小而其实深入的学术问题的考证等等,均还有待学术界感兴趣者更为深入的探索。     

论道教的“食玉”思想——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心

一、食玉之风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有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起来,人们又将玉看成是延年益寿的药物,一度出现食玉之风。"(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当时的食玉之风,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晋的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内篇·仙药》中,他认为服食"玉"能"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即服     

论汉魏晋南北朝七言诗的体式

关于汉魏晋南北朝七言诗歌的体式,前贤已多有阐述,但仍可作进一步探讨.本文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七言诗歌为考察对象,从句数、奇偶句、句句押韵和隔句押韵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七言诗特征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演变轨迹,为全面研究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提供了参考材料.     

官学沦废与家学兴盛——试论魏晋南北朝的学术传承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

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无常,不能适应学术文化发展的潮流,遭到世家大族的抵制。魏晋以后,门阀制度得到确立,世家大族政治经济地位稳固,积极利用家族资源建设家学。从东晋后期开始,世家大族权势衰落,家学、家风几乎成为维护家族地位的最后手段,生存危机和相互竞争使家学空前繁荣。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史学、文学、艺术乃至科学都是以家学模式进行传承,世家大族的家族教育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官学和家学的历史考查,可以探究这一时期学术传承模式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形成规律。     

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地位非常重要。黄河文明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断地与周边地区文明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北朝至隋唐所处的中古时期是黄河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加剧，大量胡人的进入，使得黄河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现出胡化的现象。     

秦汉时期的陶文、瓦文和砖文

陶文、瓦文和砖文是保存在古代陶器和建筑材料上的文献资料，因其为当时人生活的遗存，带有一定随意性，因而更能真实反映历史的真实。     

先秦时期古蜀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蜀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东南亚越南的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表明了古蜀文化向外传播交流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象牙、海贝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古蜀通过南丝路与南亚古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     

邓实、刘师培与晚清时期的国粹派

晚清时期有一批知名学者,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影响,被称为国粹派。     

先秦时期古蜀与东南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蜀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东南亚越南的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表明了古蜀文化向外传播交流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象牙、海贝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古蜀通过南丝路与南亚古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     

晚清时期的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每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们在近代中国起到怎样的历史作用等等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简单地把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归结为某一类型是不符合历史的,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都已经出现,只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种族民族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