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落的珍珠——"五四"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

冯至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小说,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后的小说,可以视为是“五四”文学的价值命脉在十七年小说中的一个侧影。冯至的小说写了对自身力量与自身存在价值的不自信及其因之而来的寻求力量的焦虑。陈翔鹤的小说以“疏离”“孤立”“隐忧”“苦闷”体现了五四文学在十七年的某种境遇。徐懋庸的小说从人与个体视角写重要历史人物。师陀的小说体现了以下层民众为本的情怀。路翎的小说在人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层面,突出了个体生命日常生活的意义,揭示了历史进步与个体生命的紧张关系。汪曾祺的小说延续了沈从文“人性的小庙”的香火。     

“新体验小说”特征简述

“新体验小说”创作主张:文学不仅是作家艺术技巧的炫示,更是生活功底的较量。时代发展要求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把握必须不断补充和更新,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的某个层面,躬行实践,逼真而迅速地展示纷繁的当代生活,同时注重作家个性的表达和主观的感受,要求小说具有现实性、亲历性和主观性。 “新体验小说”肯定了“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必要性,却摒弃了以往要求文学反映生活的功利态度,提倡作家对生活的自觉审美观照。在内容上,它更关注社会的层     

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是19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产生的一个文学传统,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诗化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形式,它独特的特征及存在价值值得进行探讨.     

试论"时尚化"小说存在的合理性

“时尚化写作”在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形成气候 ,对这一文学现象 ,论者多有贬抑。文章对其中的小说部分进行研究 ,认为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时尚化”小说的存在根基 ,它摈弃了政治、意识形态角色 ,满足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一批新人类的现实文化需求。寄寓着主人公树立个体、自我观念 ,寻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是体现在“时尚化”小说中的理性因素。这些都构成了“时尚化”小说存在的合理性。     

感受陈染的"超性别意识"

女性写作的繁荣与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重要现象。日趋成熟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初步具有了性别政治和文化建构的意义。一部分作家、作品力图超越女性身份去表现性别问题之“外”更为“广阔”的现实与历史。陈染从个体经验出发，摹写女性撕心痛楚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境遇，寻求女性主义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追问自身的存在焦虑，表达了对人类存在国境的形而上的思考，是女性主义小说创作具有超越意识的典型文本。     

"你别无选择"——现代性语境中的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

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一开始就包含了内部的建构和反抗,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化,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旧话语,注入了非理性的精神,创建了具有个体性、异质性的新话语,即小说范式的革命、非理性的生命本真表达、“情绪”置换“人”成为叙事的中心、荒诞叙述与叙述荒诞。其艰难建构的个体话语使小说逐渐回归文学本体性,为后来的先锋小说开辟了前路。     

萌动中的“新体验小说”(附作品)

1991年初,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新体验小说”在9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目前的中国处在开放改革的大潮中,人民有理由要求文坛赶上飞速发展的时代,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 可惜的是,文坛没有做到这一点 文学与现实脱节,文学与读者差距加大 比如说,文坛甚至多年来忘记了中学的师生 其实,广大中学生是文学的忠实朋友。他们有一定文化,能接受新事物,对现实敏感 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文学的虔城读者 他们人数众多,如果文学有吸引力,他们将终身阅读文学作品,阅读期也最长 但有些作家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是给谁看的,远离社会生活,不关心现实,更     

世纪之交"官场小说"热潮的历史文化缘由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官场小说”的热潮。从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考察，“官场小说”可以说是百年文学中官场叙事传统在新的时代境遇中的延续和发展。一方面，权力异化而导致的官场腐败与自由宽松的话语氛围为它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官场小说”是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对自身角色的确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批判与建构的积极参与。     

张楚小说创作论

“70后”的文学创作,在近年来不断赢得文学批评界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张楚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和执着的文学追求默默书写着属于他的文学图景。基于张楚小说整体创作的脉络,我们探讨了张楚对人生本质命题的深切追索,对人类精神自由的朴实向往,对生命个体存在状态的情绪体验,并从张楚小说结构和意蕴的构建方式上寻找其文学创作的内在特征。张楚的小说在现实和诗意的游弋中,不断发掘文学的存在价值。张楚小说的最终意义是,在“集体记忆”淡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个作家如何能够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性体悟、对平凡人物的内心捕捉,实现文学对生活原点的叙述,继而阐释和发现生命的本真。     

从逻辑的真实走向事实的真实——试论中国先锋小说的艺术特色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先锋小说,并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带来了小说阅读的新体验,但是也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这正是中国文学多元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有其艺术价值,文章旨在探讨先锋小说通过叙事表达"真实"以及对人性探讨的艺术特色。     

重回"孤独的个人"--写在2004年的小说随想

在消费时代,凡是与文字相关的场域,充斥的都是讲故事的人。但真正的小说不仅是讲故事,更非臣服于经验的统治,而是要回到“孤独的个人”,重建自己伟大的“文学抱负”,使之连接上小说的核心精神：存在感,复杂性,创造的激情。这也可视为是对先锋文学精神的传承,因为先锋既是一种自由、独立、创造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抱负”。2004年的中国小说潜藏着这样一些变化的迹象。     

《故事新编》与"故事新编体"小说

《故事新编》是鲁迅创作的小说集,但“故事新编体”小说却是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文体存在。它在《故事新编》问世前后都一直存在。从《故事新编》的文体特点来看,它实际上是与“故事新编体”小说一脉相承的。     

当代政治小说:从"十七年"到"文革"的几个个案分析

文章通过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三篇作品的比较研究，指出能否在政治小说中揭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哲理内涵是政治小说成败的关键所在。     

"五四"功用主义文学观新解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西方近代科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学不仅改变了“五四”小说的外部形态,也使得传统的实用文学观披上“科学”的外衣,重新走上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历史舞台。以往学者往往把实用的文学观摆在客观写实的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写实所蕴含的科学精神本身就含有功用的目的。科学研究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求作家注重对现实人生问题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使得小说与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主义与儒家注重现世的功用文学观融合为一。     

论先锋派作家"回归传统"的创作倾向

先锋派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他们遁入历史，注承文本意识和叙述策略，拓展了文学的功能和表现力，使新时期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但先锋派小说过分追求叙述功能，先锋派小说逐渐成为远离大众读者的“新精英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先锋派作小说开始“回归传统”，向现实性和可凑性转型，逐渐失去先锋性。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先锋派作家的这种变化进行一番梳理和总结。     

生命之理:在"庄严"中"神"之再现 --浅论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意识"

“生命”作为沈从文小说浪漫色彩的维度之一,成为研究沈从文小说浪漫情怀的重要切入点。对于“生命”这一抽象概念,可以从血性生命力、直面和体验“死亡”、至善至真的爱情、粗糙而优美的灵魂四个方面来管窥其“生命”之“理”。这种“生命”背后有“神”的痕迹,也有“庄严”的理趣,流露着作家的“浪漫情怀”。     

解读北村小说"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

北村晚近小说存在一种明显的“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此模式表现出人在现实世界的苦难和无法救赎，惟有宗教才能让人寻觅到灵魂的栖息地。“神性书写”模式在表现北村关注生命焦虑和精神困顿意识的同时，又带给了北村小说创作思想意义和表现形式的双重负面性。     

叙述"成长"--试论《红旗谱》叙事的现代性

《红旗谱》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映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按照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红旗谱》已经是意义完备的“现代小说”,它体现了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和把握,即人的成长表现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这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到一个更为激进的“文学——文化”时代。     

试论汪曾祺的"非欲望化"叙事--汪曾祺小说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受到研究者长久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汪曾祺的小说通过“非欲望化”的叙事来疏离现当代历史对文学的整合、逼近人类真实存在，但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时，汪曾祺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又陷入了“被整合”的境地。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农村的多重变奏--"文革"农村小说的主题研究

对19世纪50-70年代各种政治运动进行直接的文学包装,恐怕是“文革”农村小说最大的取材之道。借用这些政治运动称谓,它们可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且都从各个角度对“继续革命”进行呼应：“农业合作化”小说通过对“合作化”运动照应时势的改造,为的是替“继续革命”寻找一种可靠的历史依据;“反右倾”小说所设计的反右倾行动,为“继续革命”在农村得以合法推行提供了一个当下策略;“社会主义教育”小说所倡导的“四清”则为“继续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思想与阶级基础;“农业学大寨”小说中既“抓革命”又“促生产”,当之无愧地成为“继续革命”的示范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