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中国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以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多重“革命”内涵的重合与混杂——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札记

“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革命”的声音覆盖了一切,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也形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文化遮蔽,在今天,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意义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的清理和说明。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部中国现代作家追求政治革命信仰的心灵发展史，中国现代作家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以火热的青春激情和变革现实的叛逆勇气，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也以执着的人生目的与深刻的生命体验，为中国现代文学涂抹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他们的身上，“诗人”与“战士”双重社会身份的完善结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即以崇高的艺术形式去承载神圣的政治使命，从而使百年中国文学形成了“实用性”与“战斗性”的光荣传统。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佛家精神

20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一种佛家文化精神。这种佛家文化精神在70世纪中国文学中复兴并成功与“现代意识”融为一体，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现象显示了佛家文化精神的永恒生命力，又使中国的新文学富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 "风水" 叙事

近代以来,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风水观因其缺乏 "真确的知识" 而受到摒弃和批判, 五四以来风水一直受到科学理性、 唯物主义主导的文学思潮的攻伐. 随后, 20世纪中国社会及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风水在文学中的境遇也因时而易, 这不但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嬗变, 还纠结着20世纪纷繁复杂的政治、 哲学及美学取向. 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 风水文化逐渐浮现出其反思现代性的 "复魅" 特质.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轨迹概述与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基本沿着“文以载道”的历史惯性运行于社会性一翼，1930年代朝自然性稍稍拐弯，很快又重回社会性，直至1990年代才最终完成对自然性的确认，人性范畴才逐渐得以明晰。文学中的人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唇齿相依呼吸与共。人性理论的多元开放不仅为文学撑开了天空，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精神重塑是21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课题。     

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环境关系论纲

如果我们把＂五四＂时代称为思想启蒙时代,把30年代到80年代末称为革命时代,而90年代以后称为后革命时代,那么在20世纪的文学版图上,＂五四＂文学是在西方启蒙文化的视阈中实践着教育国民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目标,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各类政治文化对文学起着规范与制约的作用,这一时代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社会治理意识而言却是在革命理念覆盖之下,文学也就顺应着这一政治文化形态发生着各种形态的叙事变化。而90年代以后,则是商业文化对于文学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学叙事形态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异,随着商业文化的旋律扭动着自己的腰肢。总体而言,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重要。从启蒙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转变带有某种急迫或不得已的特征,文学叙事形态也在这种急迫与无奈中发生转型。而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则是主流政治顶层控制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对于商业文化的主动让渡,而此时的商业文化也正好适应了政治文化的变化需求,因而这种让渡又带有某种共谋色彩。     

探寻国民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纪主题

探寻国民性,不是20世纪我国某些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代代作家的集体行动。因而,我国的20世纪文学展现出五彩缤纷的国民性人物画卷。在这些国民性人物身上,体现出不同的心理色彩,不同的思想深度,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影响。而在我国作家坚持探寻国民性的行动中,又折射出我国固有的强调宣传、教育功能的文学精神,和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本质。     

现实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为政治服务”之类的偏颇主张,导致了长期独尊现实主义乃至“伪现实主义”盛行的局面,损伤了真正现实主义文学的声誉。文学创作的路应是多方位的,由于与社会生活及现实人生的密切关联,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今亦仍具不衰的生命力。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中国作家接受俄苏文学影响的历程的勾勒 ,揭示了俄苏文学的道德感、抒情风格在塑造中国文学现代品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 ,论证了中国作家在兼收并蓄世界文学丰富成就的过程中显示出的超越性 ,并指出了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差距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是一种文化立场或知识立场，将其引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有利于对传统政治社会学方法论和文学史观进行全面改造，有效地整合既有文学史观念，扩展研究内涵，开拓新的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土现代性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范畴或主要阶段：启蒙现代性、现代性文化分层、现代性整合。知识拜物教理论和方法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本土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

随着文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与深入,"城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相对上海来说,对北京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和薄弱。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北京"经历了五个关节点,即19世纪末、1917年、1928年、1949年和1976年,它们清晰地表现出"北京"的主要内涵与多元面貌;"北京"还在雅俗互补、京味文学、传统因素的传承和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具体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中国作家民间倾向的多样表达

我们对于新文学传统主要强调了五四文学在与世界文学联系中所产生的现代性思想,而相对忽略了在与“民间”联系中所产生的新的审美倾向,实际上中国的“民间”与“世界文学”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20世纪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四种富有代表性的模式：1．世纪之初,启蒙与被启蒙者是两者关系的第一种模式;2．30年代,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产生微妙的转移;3．4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丧失殆尽,这种关系模式持续到70年代末期;4．90年代,作家亲历民间。民间理念渗透在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构成了20世纪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语化建构

母语既是承载特定文明形态的符号意义体系,又是划分不同文明形态的标志。作为世界上现今流行的“八大“语系之一的汉语言母语有着悠久历史和强健生命力。20世纪中国文学以“语言“的革新为肇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话语。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的母语写作即使是在被历史性“解构“状况下也处于不断“重构“的努力中并形成了贯穿百年的建构过程:从20年代胡适、周作人等人倡扬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设想,到40—70年代“毛(毛泽东)文体“对母语文学的革命性再造,至世纪末人们在理论话语和创作实践层面对文学母语的重构。由20世纪中国文学母语化进程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中国文学如要在“全球化“中坚守“民族性“则必须发扬光大汉语言母语的诗性特征,使“语言“再度成为人的“诗意栖居“的所在。     

论悲剧性审美范式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悲剧性"审美范式被20世纪中国文学偏狭化的接受为"社会悲剧",成为"五四"和"新时期"文学的主导审美范式,不仅充分实现了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整体上提高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性蕴涵,而且作为新的批评范式,重估了中国旧文学,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和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但"偏狭化"接受,特别是其极端发展的"英雄性"范式,遮蔽了"悲剧性"的人本体探索功能,从整体上弱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研究之进程述论

20世纪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进程可以划分为继承与突破期(世纪初至建国)、徘徊与探索期(建国后到新时期)和开拓与繁盛期(新时期以后至世纪末)三个阶段。总体来看,继承与突破期的赋体文学研究的特点为:研究范围较大,视点较多,对于赋体文学的产生、功用、分类、性质、发展、归属等问题多有探讨,既继承前人的部分观点,又有明显的突破。徘徊与探索期的研究处于徘徊探索阶段,对于汉大赋的评价仅仅着眼于形式主义,而忽略了其审美价值;对于抒情小赋则予以重视。另外,关于赋体的文体特征及与其他文体的关系也曾引起学者的关注。开拓与繁盛期的研究方法多样,既有对赋体创作本身的研究,如功能、审美艺术、发展演变、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又有对赋体理论的总结。对于唐代以后赋体的重视,也是该时期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20世纪中国哈尼族文学编年

以编年体形式汇集了20世纪中国哈尼族文学尽可能全面的资料:作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家、民间艺人、有影响的单篇作品、作品集以及文学机构、文学事件等。     

20世纪农民文学形象的制作与英雄人物的塑造

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心事件之一。这种形象塑造的方式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58年之后的文学形象的塑造已经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范要求农民英雄人物必须“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必须写成“进攻的性格”,是“叱咤风云”的形象。农民英雄人物的塑造存在着严重的“神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