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殿试军事类策问研究

策问是清代殿试的主要形式,涉及治国方针、吏治、漕运、儒学、军事等诸多内容。由于清代军事活动不断,军事类策问备受统治者重视。清代殿试中有36科出现军事类策问,涉及开设殿试的顺治至光绪九个朝代,与清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通过探究清代不同时期殿试军事类策问题目,管窥清代殿试演变和军事形势变化的全貌,并从中归纳出几个显著特点:选题涵盖面广,考试内容丰富;结合军事活动,问题时效性强;注重历史借鉴,忽视当代分析。     

清前期殿试策问与时政关系探论

"殿试策问"作为科举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具有衡才选士的价值,更具有很强的时政性.清代顺康雍三朝科举曾行之以策论,皇帝往往以制试诏阐述问策宗旨,问答之间涉及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如吏治、民生民食、风俗教化、河患与漕运等.殿试策问的流程反映了清代殿试策问制度的日臻完善,策问较之其他科考形式,更有利选拔真才实学与贴近社会现实.     

从古代科举殿试策问直视当今高考作文命题新倾向

今之高考作文,较古之殿试策问,二者在精神实质、形式和作用等方面有特别明显的相似之处或继承性。状元殿试策问,重在引导天下学子关注国计民生,于古于今都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与启示意义。故考察古之殿试策问,关照今之高考作文,不论对于正确认识科举制度,还是对当今高考作文的改革与发展,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宋代策问与史学批评

宋代重视科举,以策问为主要考察形式。策问重视历史经验的考察,进而在策问中涉及史学批评。分析宋代策问中部分史学批评的主题,可以发现其既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发展,又反映了史学与科举、政治的关系。     

夏同龢殿试策对证述

夏同龢因殿试策对出众而被光绪皇帝钦点为戊戌科状元。文章从"治天下"、"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方面对夏殿试策对的内容进行剖析,以窥夏同龢才略之一斑。     

乾隆朝殿试策问中的史学考题

本文梳理和分析了清乾隆朝殿试策问中史学考题的内容、出题形式及特点,揭示出乾隆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官方学术活动的开展,是造就这一阶段史学繁荣的根本原因,此正是统治者高度重视史学的政治功能与社会效用所致。由此笔者提出结论:当下的科举史研究,大多探讨科举考试的历史背景、考试程序,殿试对策的语言艺术和试卷的文献价值,较少关注殿试策问本身的内容、思想倾向、命题技巧,及其中所体现的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如能从这一角度入手,不仅能丰富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且必能为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和科举制度史的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角。     

权德舆对中唐士人品行的评骘及对君子德行的倡导——以权德舆的策问为中心

作为中唐儒学的典型代表,权德舆很看重君子的道德品行和人格修养。贞元十八年(802)执掌贡举期间所出策问,主要对《易》、《礼》、《论语》等经典做了部分阐释,从而对品行节操和君子风范进行了探讨与评骘。     

权德舆对中唐士人品行的评骘及对君子德行的倡导——以权德舆的策问为中心

作为中唐儒学的典型代表,权德舆很看重君子的道德品行和人格修养。贞元十八年(802)执掌贡举期间所出策问,主要对《易》、《礼》、《论语》等经典做了部分阐释,从而对品行节操和君子风范进行了探讨与评骘。     

从操控论视角评维新派的经典译介及其政治观

20世纪初,中国国运不济、国力衰弱,为西方列强蚕食.在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维新派翻译迅猛地发展起来.它不仅开启了中国辉煌的现代翻译史,而且使中国翻译文学从附属学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大环境影响,维新派的翻译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并突显出极强的矛盾政治观.文章选取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翻译名家：严复、林纾,从翻译学操控论理论的一大主要因子——意识形态出发,做比较性地典型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中所体现的普遍政治观.     

中国古代公文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尊,因此,古代公文通过直接或间接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出发点或证明具体观点的论据。这不仅使公文思想深邃、富有内在张力,也使儒家政治伦理和实践理性得到传扬。作为临民治事工具的古代公文与作为儒家思想具体表现形式的儒家经典相结合,成为“治统”与“道统”有机结合、互相补益的最佳诠释。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

中国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男子的发式不尽相同,各有特征,但主要以匈奴、突厥、回鹘等族为首的辫发发式,和以鲜卑契丹族为首的髡发发式构成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的两大基本样式。除此之外,如女真,蒙古族,他们男子发式丰富多样,即继承了辫发的主要特征,又结合了髡发的基本样式,为发式的多样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作出了贡献。     

传统儒家“问学”思想对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启示

传统儒家学以致道的学习目标、以道德和知识为主的学习内容以及学贵自得、学思结合、精博统一、温故知新的学习原则和方法为我们今天构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即应将构建学习型社会与以德治国的方针结合起来,强调不仅要学习知识和技术,更要提升道德素养;学习的渠道有多种,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这样才能从容应对日新月异的今天和明天。     

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

随着时代变迁,唐代不同时期制举试策中的策问和对策在结构、字数、题目数量等方面有很大变化:在唐前期,策问和对策结构比较简单,字数较少,题目数量也较少;在中晚唐时期,题目结构渐趋复杂,字数和数量也大为增加,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策问和对策结构。唐代的制举试策在文体上大致遵循一定格式,但相对比较宽泛,选拔标准更注重文采和论述内容,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格式。陈飞先生所说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仅仅是把唐代试策的众多个案中出现的要素集优在一起;他对唐代前后期的试策文体特点及其变化的区别也不够深入、清楚。     

语文课堂以问导答策略刍议

在师生互动的背景下,不少的听课者关注的是教师"问"的智慧,而对于学生的"答",则缺乏理性的认识。课堂教学中,我们不仅仅要在"问"上下功夫,更应该关注学生的"答",实实在在地重视培养学生的理答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师,应该在课堂上有意识地运用以问导答的策略,切实提升学生的理答能力。     

国际贸易实务课的疑、问、议、论教学模式探索

新时期课堂教学改革的重点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疑、问、议、论教学模式的探索运用,旨在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自发地寻找疑点,启迪思维的灵活性;鼓励学生深入思考提出问题,提高思维的深刻性;组织学生议论,形成思维的开阔性;指导学生概括论述,培养思维的创造性。     

“尊德性而道问学”:传统儒学知识伦理论

中国古代知识伦理学相当发达,突出表现在对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把握上。儒家对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探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儒家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最为全面的阐释。总体上讲,儒家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的回答是:知识与道德是统一的。这对于我们当今处理好科学技术与道德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终结论”视野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探究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一种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文章通过对"终结论"的检视和分析,吸收借鉴其"有害方面中的有益方面",以患为利,以曲为直,积极推动我国意识形态传播和安全工作。     

论文艺研究的意识形态论维度

我们应从生存论本体论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意识形态 ,而在文艺研究中置入意识形态这一个元批判维度 ,其意义在于澄明理论前提 ,为正确地思考问题清理思想地基 ,从而保证我们能以确切的方式“思”与“说”。     

荀子道德论新探

荀子的道德论迥异于孔孟道德思想.荀子在拓展儒家道德思想广度并把道德制度化的同时,也把他律道德推向了极致,而没有为自律道德留下应有的空间,致使道德修为完全依凭外在因素方为可能.其偏失在于对道德主体性意识的弱化和冻结致使儒家自我完善和自我成就意义上的道德践履蹈空,最终置自身于困境.荀子的"歧出"不在于他的现实主义转向,也不完全归因于他的性恶论辩难,而应问责于他对儒家主体自律性道德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