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七”的巫术性蠡测——以秦汉简帛文献为中心

数字是人类对宇宙时空及其运行规律进行描述的感性符号。从出土简帛医方资料看,"七"不仅常被用作巫术性疗法中的象征性动作如摩擦、击打以及唾的动量标准,而且也常成为巫方用药的剂量、物量以及对不同性别患者进行象征性动作及用药多少的一个标准,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数字"七"已成为中国早期数文化中富含神秘性和巫术性的"模式数字"。"七"之所以能具有"模式数字"的性质,这与早期先民对于宇宙空间、宇宙天体的运行规律以及人体生命节律的认知等因素有关。     

“被发”驱鬼论——以《搜神记·怒特祠》为中心

在古代民间俗信中, “被发”是驱除鬼怪的常见方式,这是一种起源很早、流传很广的巫术形式.从其根源来看,古人对头发的崇信以及对“被发”装束的异化是形成“被发”驱鬼论的思想渊源.     

略谈秦汉间的生肖文化——以简牍材料为中心

生肖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毋须质疑,但传统文献中的记载却众说纷纭,而秦汉简牍材料的出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事实上,在秦汉时期生肖文化就已经成熟化,十二生肖名称也逐步定型。而通过不同秦简的记载,可以看出秦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一变化与当时的社会也是密不可分的。另外生肖文化的形成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杂糅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图腾便是其中一种。因此,通过对秦汉时期简牍材料中生肖记载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当时的社会变迁与民众思维。     

苏轼贬谪心态研究——以赣州时期为考察中心

苏轼前往贬地的心理准备以及心态建设对研究他的贬谪心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绍圣元年,苏轼被贬惠州,途经江西,在赣州停留了一段时间。赣州秀美的自然山水抚慰了他孤独寂寞的心情,淡化了他贬谪的痛苦。苏轼在赣州时期也有浓厚的人生无常之感,江南水乡特有的烟云凄迷加深了他内心的迷惘。赣州浓厚的佛禅文化助苏轼洗涤了自身的尘垢,恢复了自性的清明。赣州境内的大庾岭是苏轼前往惠州途中要翻越的最后一道大的自然障碍。险恶的自然环境并未困扰苏轼,反倒促成了他精神的升华。从大庾岭南下,他逐渐把贬谪之路化为了追求大道的成圣之路。     

简评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的社会保障是一个学界研究还比较薄弱的课题.王文涛先生的专著<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以下简称<保障>),则以较长的篇幅、全面系统的分析、诸多的创见而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全书共35万字,除结语外,共分为八章,即绪论、秦汉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两汉民间互助保障、秦汉时期的特殊福利、秦汉时期的身份性福利、秦汉时期的军人优抚、秦汉社会保障的程序及实效、秦汉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全书对许多问题都作出了精到论述.     

解读秦汉时期的家庭法——评《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

<正>从现代法的视角来看,家庭法是调整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及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古代法中虽没有"家庭法"的概念,但有关家庭法的相关规定却散于《户律》《贼律》《盗律》等律令及司法实践中。秦与汉的法律已佚失,相对其他断代史而言秦汉法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家庭法的研究更无系统研究成果。而简牍材料的公布,丰富了研究材料,扩大了学术视野。贾丽英教授的《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1便是利用简牍材料对秦汉家庭法中的夫妻、妻     

历史时期涪陵社会面貌考察——以历代文人诗歌为中心

涪陵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从历代文人诗歌出发,考察涪陵在物产经济、交通运输、山水胜迹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状况,展现历史时期涪陵建设成就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及其功能变迁——以里吏为中心

秦与西汉前期,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基层小吏的选用不受地方社会势力的左右,国家通过以法治吏,使其成为基层行政的忠实执行者。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势力的发展,基层小吏的选用由豪强大族所操纵,他们的行政很大程度上为豪强大姓左右,其功能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秦汉基层社会秩序的历史变迁,也可以加深对该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互动的理解。     

试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公务人员的名与实——以浙江省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强化基层行政机构的建设及基层行政制度的改革,将公务员制度逐渐引入基层行政机构.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控制力的薄弱,对基层行政机构与政权缺乏有效的管理,因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公务人员制度时不断进行调适,对其名称不断进行变更,以适应基层的需要.公务人员称谓在基层的变更,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下延渗透的历史规迹.     

战国兵家社会保障思想探要——以《尉缭子》为中心的考察

《尉缭子》被誉为是先秦兵家"集大成之作",其书虽为兵家论兵之作,但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时期尤其是战国时代的社会保障思想。"重人"是战国时代保障思想的基础,辅以救济、委积储备、后勤保障和均平调均等保障措施,并在军队中构建血缘关系纽带且将其转化为强制性礼制,从而达到获得战争胜利和军事后勤可持续供给的军事战略目标,进而完成维护等级制度的政治目的。战国兵家是我国古代极少兼有君主立法权和官吏执法权的特殊群体,是具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学术派别,其出发点以人为本,以救民抚众为根本,在追求自身"成功业"政治抱负的同时,不忘以人为本、救抚士民的理想追求,将其融入自身"功业观"并形成具有战国时代特色的兵家社会保障思想。     

战国与秦汉的“赘婿”

“赘婿”作为“夫妇相异”的特殊婚俗,出现于先秦,并盛于战国。在产生之初,“赘婿”便由于身份低贱而饱受歧视。相沿至秦汉,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赘婿”多被残酷对待,但缘于王权支配秩序的相异,秦汉统治者对该群体的打击方式不尽相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确立后,“赘婿”作为其对立物而存在,随着社会与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不断降低,专制社会对“赘婿”的评判也尘埃落定了。     

战国秦汉“酒人”略说

战国秦汉时期制酒的人和追求"酤""利"卖酒的人都可以称作"酒人"。社会称谓中通常使用的"酒人"指代以酒业为经营内容的人士。"酒人"称谓的出现,体现了当时酒在日常饮食生活、社会交往形式中的地位,以及酒的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程度。认识战国秦汉时期的"酒人"身份,亦可了解"酒"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意义,从而深化对战国秦汉历史文化的认识。     

战国秦汉招赘婚探析

招赘婚作为"中国婚俗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其称谓足有十几种之多。战国秦汉时期,有关招赘婚的文献记载,不在少数。不论是从文献记载的史料分析,还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解读,赘婿的地位之低下,确信无疑。其中,接脚婿的地位比其他赘婿的地位更低。寡妇招赘是招赘婚的一种特殊形式,早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体现。除经济因素外,寡妇招赘还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女子的财产继承问题有关。招赘婚的历史源远流长。     

战国秦汉文化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变阶段,从其消费结构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文化娱乐消费内容丰富多样,世俗化的乐舞百戏是消费主流;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逐渐扩大,出现商品化趋势;绘画艺术消费是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消费,备受世人推崇。每个特点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鞍山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铁器研究

鞍山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铁器较多，这些铁器的特征除与全国各相关古遗址出土的铁器大致相同外，还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它们是反映当时社会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证之一。     

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开发进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

战国末至西汉武帝的二百余年，中国西南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在这时期的开发进程中，自然形成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和北南两区域的划分。北部巴蜀开发领先于南部“西南夷”地，而南部开发亦仰赖北部先期开发的成就。前后两阶段，一以贯之，为同一整体。     

战国秦汉时期蛇信仰与政权之关系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相信某些蛇具有强大的神异性,能通过与人主或人君发生联系而与国家政权有密切关系;蛇的出现还成为某人即将获得政权或加官晋爵的预兆,甚至具有政治警示作用.这是原始巫术交感术的一种体现.     

论战国时期秦国的间谍战

战国时期,秦国认识到六国统治者的短见和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充分利用当时的间谍战思想和人才,积极开展间谍战,瓦解六国之间的合作,破坏各国的君臣关系,使其自毁长城,终于实现称王的目标。秦国的间谍战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

近年来长江流域出土的简牍材料表明,战国秦汉时期南方楚地存在着很多里。里皆有其社,社主又有“地主”、“侯土”等异名。围绕着里社的巫术活动十分盛行。从战国至汉代,里、社合一之制基本得到沿续,然而里、社分离的历史趋势已明显存在。西汉晚期,民间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另立私社。东汉初年的《序宁祷券》证明了此种私社的存在,西汉中期邗江汉墓的《神灵名位牍》和秦朝末年的周家台秦简《日书》中关于私社的内容,比文献中唯一一条材料(见《汉书.五行志》)要分别提前36年和177年。     

秦汉时期的“石”

“石”,中国古代度量衡单位之一。在秦汉时期,作为重量单位,一石为百二十斤;应用于量制,石相当于斛,即十斗为石;应用于官秩,若干石从标识俸额多少的度量衡单位发展成为划分官制级别的秩级单位。将“石”作为一个概念,分别从度量衡和官制层面进行分析和论述,着重探讨秦汉时期“石”的特定内涵及其在应用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