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朦胧诗”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变换着不同的角色,变更着不同的地位,显示着不同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朦胧诗"越来越为大众读者、学者、文学评论家所接受。"朦胧诗"经典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学界对于"朦胧诗"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冷漠保守,90年代逐渐热情,直到21世纪对其研究才呈欣欣向荣之势。文学史是"朦胧诗"经典化过程的关键环节,在"朦胧诗"经典化的过程中,文学史的叙述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以大历史观叙述文学史实——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

论文以"五四"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旨在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应该打破既有的叙述逻辑,在全球化、殖民化的大背景下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演变;通过引入"大历史观"增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纵深,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肌理;要有"后视"的历史自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实及其深刻影响,还原文学史的纵深维度。     

同一与歧异：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史叙述

一切历史都是对历史的叙述,中国新文学史亦然。30年代的新文学研究者们,有的在历史叙述中建构了新文学作为“先锋的”、“实验的”、“民族的”、“开放的”文学的整体形象;有的则将其叙述为“欧化的”、“言志的”文学。文学史中“新文学”摇曳的、不确定的形象,凸显了历史叙述者不同的理论前提和思想立场,同时也表明新文学在30年代不断被经典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受到争议和质询。     

文学史叙述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

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学界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评价迥然有异。而作为一种复杂而真实的文学史存在,对十七年文学任何形式的体制性批评或许都是片面的。今天的我们更应该重返历史现场,建构对于十七年文学较为客观公正的整体认知。     

“现代文学史”中“左翼文学”的叙述变迁——“现代文学史”的“重写”

现代“左翼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文学类型,其文学史上的历史评价并没有因为在时间长轴上拉开距离而愈见清晰,而是困于它与建国以来的当代文学交错混沌的空间形态呈现出种种非历史化的定性。“左翼文学”欲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反映到“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整体理念上,正是一条不断“逼进客观”的行走趋势。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论唐小兵的“再解读”与新左派文学史观

“重写文学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出现了以新左派文学史观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倾向,这种研究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重新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理想化、合理化,唐小兵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可谓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对这篇文章的剖析能使我们对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内在逻辑困境与症结得到清晰的认识。     

试论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

新历史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获得正式命名。新历史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一种历史意识形态,是文化系统整体性的话语想象,它从社会——文化批评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生成与存在,对文学史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同时,它对传统的文学史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新小说”到新“新小说”——兼评加伊的《逃亡者》

“新小说”的出现是现实主义小说失去相对优势的一个标志,其探索和实验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新小说”的彻底“反小说”倾向导致了它在60年代末的衰退。近10年来一批年轻的法国作家推出了一批新“新小说”,展示了小说的一种新面目,引起了各国评论界的热切关注和读者的普遍欢迎,预示着小说艺术在新世纪的变革方向。克里斯蒂安·加伊的《逃亡者》集中了新“新小说”的主要特色。     

论“川西作家群”的文学史意义

川西作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中掀起了一股川派文学的潮流,他们以独具特色的叙述语言和写作题材,形成了一个极富地域特征的创作流派。然而现有的文学史叙述却很少从创作流派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把握。本文旨在从地域性文学流派的角度去思考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积极意义。     

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的变迁

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是文学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史,文学史叙述常被文学观念所左右,它成为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力量,这是造成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现代文学史叙述模式历史演变的潜在原因;一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常与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决定支配力量,而这样的文学史叙述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叙述,因此,超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史叙述的潜在支配而回归"文学本体",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才是科学合理的文学史叙述。     

论萧红的“苦难叙述”

萧红的多舛命运是其进行苦难叙述的现实动因。其笔下的苦难主要包括女性生存之苦、阶级压迫之痛和战争所致的心灵创伤。萧红通过对东北历史文化的冷峻批判和反思,探寻了造成诸种苦难的社会根源。     

“历史”与当代文学史教学

如何讲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不仅关乎史的编写,更关乎课堂教学。习惯的当代文学史教学多袭用先验性的历史想象,对文学事实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接受已被定型化的历史叙述,从而在体系化的知识灌输中丧失了当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本文指出,应当从概念束缚的解放、时间分期的拆解、历史材料的引入等几个方面,建立学生的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使其有能力进入历史的内部,从问题意识出发来理解当代文学的丰富性与时代性。     

论生态伦理与“两型”社会建设

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分析生态伦理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关系入手,对“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多维视角的立体化分析,从而找到科学构建适应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的生态伦理体系的方法与途径。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误区”初探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一直伴随着诸多误区,基于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走出的三大误区,即革命史、思想史和现代性误区,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健康发展。     

"新文学史"观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由新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的出版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文学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文学史观的导引,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现却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而屡屡嬗变,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文章借助于程凯华等人主编的<中国斯文学史>的解读,认为该史著提出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其书写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拓展和创建.     

当代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

李洁非从“人”出发,爬梳了文坛上一系列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通过一个个貌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人物,串联起那段特定时期全景式的当代文学号观。同时．他在客观记录人物、事件的前提下,又将个体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文学和当代历史的独到理解。《典型文坛》显然打破了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规范,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完成了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学回访。     

论抗战初期的“新运妇指会”

抗战爆发后，为了联合各界妇女团体，团结和动员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抗战，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新运妇指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新运妇指会，设立了慰劳、儿童保育、战地服务等小组，成为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各小组在新运妇指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战、抢救难童、慰劳伤兵、训练妇女，为支援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距离观”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顾彬多次提到距离问题,他认为批评主体需要与批评对象的实用功利作用保持充分的距离,要充分关注作品的审美属性,距离成为他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方法和根本准则。但他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又深陷"现实意义"的泥淖,民族身份和文化背景使他不自觉地聚焦于中国暧昧含混现代性的消失问题,过多地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现实意义,这与他的"距离观"恰好相悖。